山田的确有从军经历，军衔不详，但其被击毙时年42岁，而且曾多年在政界活动，不大可能在退役时已经攀到中将军衔，我方将其归为“退役中将”，可能是因为日方镜泊学园的职员序列表中有一部分不够明确。在这部分不明确的文字中，有“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一句，如果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固然可以，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也不无道理。

如果看日方的人员配置，这个镜泊学园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地方。它的校长是日本陆军中将小泉六一，名誉校长是前面提到的日本陆军中将筑紫熊七，驻校的警卫队兵力雄厚，并组建有“学园军”，指挥官是一名叫做小池的中佐。而古贺的文章更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他不无炫耀地在文中写道：“（1932年）我和山田教育长以下二十余名学员，随骑兵集团高波部队参加了‘匪贼’讨伐，我们对镜泊湖周围进行了强行侦察。”

山田和古贺进行“强行侦察”的时间，和抗联四军前身李延禄部队的“镜泊湖连环战”差相仿佛 -- 懂得军事的朋友可能很容易就会想到，什么人才能作“强行侦察”。

在陈翰章等抗联将领和日军的作战中，也曾多次消灭随日军行动的镜泊学园特工部队。从历史来看，镜泊学园的毕业生除了为日军提供侦察等活动外，大多是后来日军搞集团部落，拓殖屯垦，粮谷出荷的各地负责人，这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特工学校。

不过，从日方的记载中，却可以看到这批从日本精挑细选来学习的“精英”们，在镜泊学园的痛苦遭遇 – 这里是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军活跃的地区，虽然日方把这个学校放在这里肯定有借此加强当地镇压抗日武装力量的意图，但没想到“匪势猖獗”，这个特工学校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结成写道，继山田被击毙之后，六月五日，该校补给车队再次遭到袭击，岩见伍长等五名官兵战死。抗日武装一千多人包围了镜泊学园，虽然未能攻下，但基本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

在这种围攻之下，镜泊学园的守敌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以至于数百名日本“精英”饿得吃草（原文是“野草”），结果大批人员消化不良引发赤痢。

从作战区域和时间来看，围攻镜泊学园的，应该是报号“平南洋”的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这也是东北抗日联军一名传奇的将领，1955年获少将军衔

八月十九日，上杉虎寺少尉冒险率领十名学员去接运补给，又遭痛击而失败，学员小野田正三等阵亡。

结成纪录：“在七，八，九三个月中，赤痢盛行，整个学园中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做了，在房间里辗转哀号，血便，望之令人心悸的人员比比皆是，一切只能靠田中宇一中尉军医一人，而军医自己终于也染上了赤痢……”

由于地形不熟悉，古贺记载日军和学员只能在堑壕和望楼上打着晃看周围山岭上出没的“匪贼”，不敢出去。

古贺在文中写道：“这期间指导员，学员共同经历着饥饿的恐怖，其中精神分裂发疯者有之，自杀者有之，病死者有之。”古贺提到，只是由于关东军及时发现情况不妙，由军务局长山下奉文，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亲自过问，调兵来援，并派出关东军顾问吉田新七郎博士带领医疗队前来救护，才让这批日本“精英”活着撤了出来。同书中田岛梧郎的《镜泊学园秘录》记载，镜泊学园因此被解散，放弃了好几年，直到1936年才恢复。

日本“精英”在二战中剖腹自杀的不少，被饿疯的，似乎还未见第二例。假如不是日方自己在文章中提到，颇为难以置信。冲这个，围攻镜泊学园之战，也值得记入史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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