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国家的教育投入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在江户时代，教育水平虽高，但受教育的权力集中在士族身上，下层百姓的教育得不到保障。明治维新以后国家要求老百姓接受教育，甚至有的百姓出于家庭劳动力的考虑不愿意子女去学习，国家得勒令他们学习。民众接受了教育才能接受改革的思想，尤其脱亚入欧以后，要接触、阅读、接受一些外来的知识和思想。

我认为“乐天主义”主张的“公平性”是明治国家崛起和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澎湃新闻：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皆形成于明治时期，当时是怎样的政治社会条件促成了财阀的形成，并且维持至今?

宗泽亚：这些财阀和政治紧密相关，是通过支持维新改革起家的，政权诞生后发展越来越快。

三井财团是金融行业的，在改革派和幕府斗争时就已经支持明治政府，调度兵粮军饷、发展政商等等，做了大量工作。等明治维新走入正轨以后，这些支持者自然就会得到更多利益，最后成为全国金融业巨头。

三菱财团是在日本废藩置县后开拓了海上航运事业，成立三菱商会经营海运，还经营日本游船，同时他们还有皇家背景。

住友财团主要是在冶炼钢铁这些方面的业务比较突出。日本要对外扩张或者做国内建设，这些基础产业都很关键。

此外还有富士财团，是以钱币兑换发家的，也是得到政府的支持而成为特权商人。

这些大财团，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给予新政府很大的支持，国家反过来又给了他们很多政策上的优惠，一直到现代都是日本的经济支柱。其实后来的政府曾试图摆脱他们的影响，现在经过一代代的变化，已经和明治维新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财阀能够轻而易举地影响政府政策，像住友集团在政府里都有人，有的还是特殊顾问。

澎湃新闻：您曾说，如果要追溯明治维新的成功，明治维新之所以比同时代亚洲其他国家的改革更成功，应该向江户时代去寻找原因，为什么?

宗泽亚：江户时代是一个文化灿烂的时代，奠定了日本人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比如他们做事的严谨性、讲信用、守礼节、注重教育，等等。日本的江户时代民众阅读能力很高，印刷业非常发达。江户时代诞生了浮世绘，为此发明了彩色套印技术。到了明治时代以后浮世绘很快就被西方的铜版画所替代，因为印刷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再如，江户时代的经济基础也很不错，各个藩繁荣稳定，有独自的经济体系。从很多方面都可以显示，江户时代给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同一时期的日本和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接受情况?您在书中说，西洋人称之为“日本猴子”。为什么在外来文明的吸收方面，日本人更加虔诚?

宗泽亚：这两个国家在思维方法上是不一致的。明治维新改革是在救亡图存的一种思想下进行的，而大清国的洋务运动没有拯救这个国家的危机感，引入外来的文化技术的时候，认为是西方的奇技淫巧，认为这东西是拿来把玩的，而日本人认为不救亡的话国家就完蛋了。我觉得不从本质上来改造国家的话，就不能达到最好的目的，就是学到再多的技术，也不见得有用。危机感不一样，学习态度不一样。

“日本猴子”是西洋人讽刺日本人，尽管如此，日本人愿意做这个猴子。日本人觉得，我学到好东西就行。有很多图片嘲笑日本人，但是他们无所谓嘲笑，仍然要学习，学习态度虔诚。这种不在乎脸面的学习精神和中国人有很大差别，我们中国人太顾及这张脸，传承了太多的面子文化，反映到社会效应，国家政治的走向，自然就会求虚多而求实少，国家的进步速度和质量就会出现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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