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小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发展成员，掌握日军布防和动态。初春的一个下午，杨奠坤约新发展的成员庄紫封与王东周会面。庄紫封左手拿着两本书，从同发源百货商场向偏脸子方向走，走到十五道街口，远远看见杨奠坤和一位精干的男子迎面走来。那名男子穿半旧雪花呢大衣，戴着平顶皮帽，眼睛炯炯有神，注视着庄。杨奠坤告诉：“这是老王同志，你们谈吧……”王东周同庄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跟我来。”便向道里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走去。王东周与庄紫封商定，首先建立起通信联系网络。当时，哈尔滨一中有个公共放信处，放的都是学生来信，庄紫封拟定了几个假名字，凡有外埠来信交换情报，就寄到那里。庄紫封取走以后，交给王东周、杨奠坤处理。

过了一段时间，王东周把一位赵先生介绍给庄，约他到南岗大直街电车终点站石头房子见面。赵先生瘦高，脸色微黄，原是警官学校毕业，现在铁路工作，出言谨慎。二人约定：以后每周二下午下班都在石头房子见面，赵先生把搜集到的情报和外埠来信交给庄紫封，庄再转交出去。杨奠坤陆续又介绍陈鸿钧、张学彦、李丙五、张之伦、张逸仙等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参加国际情报组织。本是生意人的张逸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毁家纾难，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弹药，和一批爱国志士组织了“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任总参议。军事斗争失败后，去关内找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失望而归，与杨奠坤联系以后，铁心抗日。经过一番努力，特科小组在哈尔滨建立起多处秘密联络点，一个系统的情报网络初步形成。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的一举一动，都在特科小组的监视之中，也都在共产国际和远东苏联红军总部的掌握之中。

1934年春天，杨奠坤与张逸仙、阎荆璞等5人秘密去苏联，到莫斯科郊外一所秘密学校学习。校长缪勒尔似乎是德国人，学校教官大都是苏军现役军官，学习课程包括军用化学、汽车驾驶、爆破、射击等等。为了保密，苏军教官给他们每人都起了一个好听的俄国名字，杨奠坤取名“瓦尔德尔”、张逸仙名为“古斯塔夫”、阎荆璞名为“马克斯”、刘士恒名为“魏利”等等。学习结束时，已是冬天,杨奠坤等3人已先期回国。张逸仙和学员老浦一组，计划偷越国境返回。他们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在隆冬里跑了好多天，到达满洲里附近中苏边境。下了火车，寒风刺骨，像刀子似的扎脸。苏联红军给他们发了皮大氅、毡靴。那毡靴直穿到大腿根，人好像是被架到了半空中，走起路来像是踩高跷。

休息3天以后，苏联红军士兵领着他们去边境看地形，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大约到对面扎赉诺尔车站的时间。半夜11点，张逸仙和老浦出发，苏方又给他们发了御寒的烧酒，一位军官交给他们一只信鸽，约好到扎赉诺尔放飞回来。苏联士兵持枪直送到不能再前进的地方，才握手珍重道别。两个人在漆黑的夜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边境枯草地上艰难跋涉，走了10多里路，一道未冻实的小溪横在面前。张逸仙“咔嚓”一脚踩破了冰面，陷入水中，拔出腿来，已经变成了一只冰靴子，顿时浑身冰冷，冻得牙直打颤。可此地空阔无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无法脱靴整理，只好拼命往前跑。一直跑到天蒙蒙亮，登上一座小土山，见不远处有一所红房子，以为是扎赉诺尔，便放飞了信鸽。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一点也不假。明明已经看到了红房子，可是怎么走也不到，一直走到上午10点，才接近那所红房子。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扎赉诺尔车站，居然是“满洲国”国际警察派出所！这还得了，这不是往死里送吗？幸好日本人没设瞭望哨，还没发现他们。两人扭头拼命往回跑，虽然又乏、又饿、又渴、又累，也不敢松一口气，直跑到下午两点，回到大荒野地，才觉平安。正想喘口气，一眼看见草丛中有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顿时毛骨悚然，又赶紧再跑，直跑到太阳落山，才跑到火车站。到跟前一看，这里哪是什么扎赉诺尔啊，这已经是扎兰屯火车站了。在慌乱中，他们懵懵懂懂地越过了扎赉诺尔。稍事喘息，回到哈尔滨。张逸仙右脚3个脚趾头已经发黑，只好到医院做手术。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