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张逸仙赶到天津，和杨奠坤等人成立特科小组，杨奠坤为天津组组长、张逸仙为副组长。在扩大组织工作中，张逸仙陆续联系了一批爱国志士加入特科组织，并布局全东北，把杨省三派往大连，黄一民派往锦州，裴志亭派往安东，季书元派往张家口，冯子宾在天津留守。他还让妻子张琴玲负责来往联系交通等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同时，国际特科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共产国际在3年前已经解散，“国际特科”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在同日寇斗争中，特科战士大部牺牲，幸存者尤其是后发展的没机会加入党组织的幸存者，手里没有任何可资证明自己身份的凭据。

被判10年、住了敌伪监狱3年侥幸生还的李泽民出狱以后，有一种世事沧桑的感觉，昔日的战友、朋友大都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未被敌伪抓获的洪德锡，两人一道去苏军总部联系，苏军总部对此一脸茫然……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认知一直存在着历史差异，“国际特科”组织及工作一度被讳莫如深。斯大林后期“肃反扩大化”，苏联红军情报部长柏尔青被捕，1938年被杀（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平反）。活跃在国际情报组织的英雄佐尔格、缪勒尔等大批情报精英被捕、被杀。二战结束，“国际”解散、组织瓦解，关系中断，李泽民、洪德锡都是后发展的特科成员，与中共党组织根本没发生过关系，加上“国际特科”与中共组织已经脱钩，找中共组织联系，也难以接洽。两人无奈，只好各自谋出路，洪德锡就留在大连苦度时光。

侥幸逃出日寇魔掌的张逸仙、张琴玲夫妇，隐居在哈尔滨附近呼兰县教书。由于日本人知道张逸仙曾经是“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伪满康德皇帝登基时，对以前抗日人员予以大赦），不时前来侦探、骚扰。后来，张琴玲患肺结核，医资匮乏，贫病交加，1942年仅30岁就死在呼兰。张逸仙好不容易逃脱日伪监视，回到山东老家，后来转居上海，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解放以后，他不仅没获得什么荣誉，反而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上级组织对那段历史反复查问。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特科”组织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但张逸仙已经作古几十年了——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笔。

前边提到的组织者之一杨奠坤，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判刑。1945年光复，他以杨靖宇弟弟的身份从国民党接手的监狱逃出，十分侥幸地与原来的中共组织接上了头，后来转赴东北，参加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后，杨奠坤（后来改名杨佐青）曾任哈尔滨市委副秘书长，文革期间被打成“苏修特务”，惨死在自己人的监狱中……文革以后平反。

1988年7月7日，抗战爆发51周年纪念日，齐齐哈尔政府会同省及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为“国际特科”齐齐哈尔行动组组长张永兴举行烈士纪念碑揭幕式。张永兴1937年1月15日被日寇枪杀，这时已是英雄死后50多年了……“国际特科”在国内究竟有多少人员——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一个历史之谜。仅日寇掌握的情报，就知道除了东北全境以外，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行动小组，有的组织还向朝鲜、日本境内延伸……本文披露的英勇的“国际特科”战士的事迹，只是九牛之一毛，旨在希望人们永远记住这些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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