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借郑家屯事件掩护蒙匪退却时，又无理地向北京政府提出种种侵害主权的要求，要求严惩二十八师有关将校，要求在必要地点增设日本警察官，要求军队中聘用日本顾问。这些无理要求，激起东北人民的愤怒，奉天省议会、奉天师范学校与其他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抗议，并到奉天省公署请愿，师范学校还组织了抗日铁血团。张作霖畏日如虎，对东北人民却是头狼，他大发雷霆，呼叫卫队传令二十七师，包围奉天师范学校，捉拿铁血团分子，并向日本道歉赔偿损失，惩办与郑家屯事件有关官兵。

郑家屯事件的“妥善”处理，是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后的第一次直接对日交涉。张作霖的卖国嘴脸深得日本主子的欢心，从此以后，日本完全停止了支持宗社党的活动，集中扶持张作霖。

张作霖自以为抱着日本人的大腿就相安无事，一直做他的东北王了，谁知日本人却一脚把他蹬开了。

1927年蒋汪叛变国民革命之后，日本帝主义感到张作霖已经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准备直接动手干涉中国。

这时，日本人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上台，主张对华采取“强硬外交”，于是就爆发了济南惨案，出兵山东阻止蒋介石北上。蒋介石果然动摇了北上信心，于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野，9月偕亲日派张群亲赴日本会见田中，乞求田中的支持。

日本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对张作霖的策略。6月间，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一份《有关中国时局对策考察》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张作霖的处境，提出了日本对张的策略。

报告认为日本总是以张作霖为惟一支持的目标，是极为短见的，而且是很不策略的，并设想将来以王永江或杨宇霆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

同年夏天，田中又赠张作霖人型一具，暗示他：“汝为小孩，段从吾命，若不从才，我可玩汝于股掌之上。”另外田中又派山梨大将以首相特使身份来华，劝张作霖退隐。事实表明，日本田中内阁已决定对张作霖采取卸磨杀驴策略。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在外相官邸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目的就是“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日本随即采取措施，乘张作霖还掌握北京政权之机，向张索取满蒙权益。

但张作霖对日本的要求，或推拖，或拒绝，不愿完全按日本意图行事。张作霖的行为使日本大为不满。为了防止自己权益的丧失，日本人在张作霖的统治即将瓦解之际，更加加快了对东北权益的掠夺。

在“满蒙交涉”过程中，日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派态度蛮横的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向奉天当局直接施加压力。1927年8月，吉田茂见奉天省长莫德惠，狂妄地要求莫德惠接受日本的要求。这时，由于日本出兵山东，召开东方会议和索取东北权益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使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日本。在东北，长久以来受到日、张压迫的人民，也迅速掀起了反抗斗争。斗争扩展到各个阶层，遍及东北各大城市。8月下旬，奉天省议会开始协商反日办法，这一切为莫德惠抑制吉田茂的无理要求提供了一面很好的盾牌，使吉田茂在奉天的交涉不得不陷于中断。

日本当局看到与东北地方交涉无甚结果，决定派驻日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与东北王作直接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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