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是对日本的逼迫行径大为反感，干脆拒绝日本的“警告”。而且，这时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使张作霖感动：在这种形势下回到东北，做日本的傀儡，日子是不好过的，因而不愿接受日本的要求。

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等到失败后回到东北，就要解除他的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战略要地。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离开北京退回关外。

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邀请外交团到元帅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在致词中，他以极悲痛的语句道出自己被迫出关的无奈与沮丧。

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已经策划了对付的办法。当时，在日本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解除张作霖败军的武器，逼其下野，以杨宇霆替位；一种除掉张作霖。前者较为温和，后者较为急进，但无论温和还是急进，抛弃张作霖却是殊途同归。最终，日本选择了在东北由关东军杀害张作霖的方案。

结果，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人员在河本大佐的亲自指挥下，事先在离沈阳一公里半京奉路和南满路交接点皇姑屯车站布下所谓“必死之阵”；在铁路交叉点里埋置了三十袋黄色炸药，在五百米外的瞭望台上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以备万一。这时，万事俱备，只欠张作霖专列的到来。

在张作霖决定回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有密电到京，说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点老道口近日被日方封锁，恐怕有什么行动，希望张作霖防备。但一生机警的张作霖，却对这生死攸关的消息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不以为然。他虽然也曾想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最后因怕公路坎坷不平，仍决定乘火车离京。他也“故布疑阵”，一再改变行期，最后决定6月3日离京。

在张离京前夕，日使芳泽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张作霖对于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非常气愤，在办公厅大声骂道：“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候，掐脖子要好处。”拒绝在芳泽送来让他签字的文件上签字。

这时，日、张关系已非常紧张，张作霖的随身官员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惟恐出事。有的还私下准备了药布、饼干，以备万一。

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开往车站。

专车是慈禧太后乘坐过的花车，共22节，张作霖乘坐的包厢在中间。当专车到达天津时，日籍顾问町野在天津站下车，但这也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警惕，仍然走向死亡之路。

1928年6月4日，当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时，早已埋伏好的日本关东军宫大尉一按电钮，日本埋下的炸药全部爆炸，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被炸得粉碎，车身迸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张作霖身受重伤，他的六姨太被炸身亡，没有死的随从在附近找到一辆结婚汽车，强行将新娘赶出，张作霖在齐恩铭的扶送下，坐汽车回到“帅府”。此时，张已奄奄一息，对他的老婆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张学良)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

专车预定4日午前3时30分到达沈阳，误点两个小时。沈阳车站已有上千名军警警戒，恭迎老帅的大驾，但这一次却再也不见老帅身影。

摘自：陈风编著《八大军阀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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