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背到了山头上，一路上没有敌人也没有自己人，山上的草木早就被炸了个精光，连块石头都没有，从前挖的交通沟也被炸平了，土就象深耕了几十遍一样，全是虚土。我看没有地方掩护班副，只好把他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在周围拉过来一些“李承晚”的尸体垒了个半人高的“围墙”把他围起来，也算是个遮蔽吧。薜志高的子弹早就打完了，他只有两根爆破筒和两个手雷。我又到处爬着从牺牲同志身上摸来一些子弹和手榴弹给他，让他别动，平时你指挥我现在我指挥你，我再往前去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同志。

我一边爬一边喊，这才知道，我们的同志还有6个人，连长和一个步谈机员还守在前边一个阵地上。我又爬回来告诉薜志高，他还在那里坐着，我摸着他的武器，他把所有的手榴弹盖都拧开了，我问他话，他半天才回一句，看来耳朵也被震聋了。我让他别动，我又往前边爬。

刚爬出几步，就听见有人在讲话，外国话，听不懂，我的眼睛模模糊糊还能看点近处的东西，眼前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人在动，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根爆破筒就丢过去。这时听见薜志高那边的转盘枪也响了起来，看样子敌人不止一路。我手里的东西丢光了，就满地乱摸，摸着一个能炸的东西就扔，摸着一个转盘枪的弹盘卡上就打，……

这时我比薜志高情况比起来反而好些，他只能坐在那里不能动，打光了弹药没法去找，我还能爬来爬去到处摸。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在动，也只能辩别个大概方向就乱打一气。开始和薜志高还能配合，可打到后来到处都听见敌人的枪声就互相顾不上了，只能各打各的，打到后来我听见他那边响起了一声爆炸，我爬过去就摸，喊他没人答应，我给他垒的那些“李承晚”围墙也倒了，我一下就猜到：他肯定是和敌人拼了。他要是在，敌人也不会从后边上来……

这时我也没有力气了，根本站不起来，只好斜靠在一面坡上。弹药也只剩下摸到的两个弹盘，我卡上了一个，压在腿上下，心想敌人要上来了，我拼了便是。后来听到我周围的脚步声越来越杂，外国话吵吵嚷嚷的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就有人把我的手拉了一下，大概是看戴没戴表，我没理他，我的枪压在大腿下边，心想你们挤成堆了最好，我一次就能赚不少。

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坐在了一起，大概是在吸烟吧。我从大腿下把枪一抽就开了火，就听得敌人乱嚷，一会儿平静下来了，但我也睡过去了……

过了不知多久，就听我们连长喊：王小鬼，王小鬼，你还在么?我说还在哩，连长你怎么样?连长说我没什么关系，就是一只手只剩一点皮连着了。又听到连长喊了一声：赶紧把王小鬼送走……

我醒来是一个星期后了，听人说往下送我的时候我还又踢又咬，人家大声喊自己人自己人我还不住手。大概那时候已经打懵了，脑袋里只有一根打的弦了。

后来有人问我，你眼睛都瞎了难道不痛，为什么还要打。

这不太好回答，我想来想去，可能有几种原因鼓励着我，一是到了东北知道了祖国之大，看见了无数烟囱在冒烟，数不清的工人同志们在生产劳动，这是在建设新中国呀!任何一个年青人，看见这个，都不会不为之动容。我到朝鲜后一个月之内，收到祖国各城市学校和机关的慰问信有二十多封，还有很多慰问品——祖国这个力量就是这样传递给我们的!二是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没有看见过一所房子，就是看到一座城市，也是光秃秃的。上平康前线时，过了一个火车站，我数了一下，有80多个火车头被炸烂了扔那儿，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几十岁的老奶奶没房子住，连吃的都没有，都是部队从那儿过的时候接济一点。

我们在平康前线的时候，当地朝鲜政府组织少先队员课余给志愿军挖野菜，一个少先队员揹了一大背野菜给我们送来，走到半路就让美国飞机给炸得尸骨无存，美国鬼子真是造孽呀!

那时我就想，这个战争要是摆在我们祖国，我们祖国不也得跟朝鲜一样?要是摆在我们西南，那么西南人民不也同样是牛马不如?我们的母亲也同样没有房子住，儿童不也一样被炸得尸骨无存?哪里还会有“无数个烟囱在冒烟”?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战斗小组全部牺牲了，还有不少同志也牺牲了。每当我一回忆起来，他们就象站在我面前，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

住医院的时候，遇到了我们连一个副排长，我们上前线之前把他调到后勤工作站，现在大概是连里干部伤亡太大，他又回连队了。他听说我负伤了就来看我，他说你不要难过，好好休养，连里给你报功了，听说给你评的“二级战斗英雄”，我祝贺你立功。

我那时很土，不知道这“二级”是个什么功劳，当时只是伤心，我才不满二十就瞎了眼，还什么都没做哩!他说“二级”不“二级”的，还祝贺，我一听就来气。他看我情绪不好，跑到老乡那里去买了几包烟和两斤苹果，送到我床头让我摸着吃，安慰我想开些，组织上会想尽办法为我把眼睛治好的……

我的眼睛经过治疗，右眼恢复了一点视力(眼窝附近还有个弹片没取出来)，左眼装了个假眼球。53年3月间回到四川，一年后部队把我立功证书寄到了省里，又专程送达到我的家乡，那时我仍然不知道我立了功。真正知道这件事，是朝鲜代表团到四川访问，省里来人接我到成都去迎接朝鲜代表团，还把我选成了省人大代表，我才知道立功的详情。我想，我得到这一系列的荣誉，应该都是党和人民教育的，还有部队首长和同志们，我做了一点事情，可给我的荣誉又这么多，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党交给我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负了伤就回到了祖国，还专门给我们开办了荣军学校，让我这个文盲变成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有了一些文化，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是幸存者，也是幸运者……

(在这篇自述后面，王合良摘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王合良负伤后的大致情况：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王合良后送回国治疗，53年底回到四川老家，住荣军学校学习文化，工农速成中学毕业。54年，与同乡姑娘曾永华结婚，曾永华至今都是个不识字的文盲。王合良称，我有自知之明，我就是要找个文盲。王合良曾是四川省一届人大代表，本来有在成都安置的机会，但他在成都过不惯，不喜欢到处都有人跟着的生活，自己偷偷跑回了三台。住了几年荣校后，被安置在青海省某劳改农场任管教干部，因不适应高原生活，昏倒过几次，后来又回到三台，在三台县民政局优抚股工作，直至80年代退休。

王合良与曾永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已退休，小女儿仍在三台县人民医院工作，两个儿子都是当地车圈厂的工人。

曾永华原是县医院的浆洗工，退休后住在两间加起来不足30平米的旧楼房里，每月大约有600元的退休金。她还替离婚的儿子供养一个孙子。家境可以用贫寒二字来形容，屋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外，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门上悬着一块1954年当地政府送的“特等功臣”匾算是通家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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