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蒋又“纵论国事”，认为此时内外局势纷乱，对日只有避战：“北方与日勾结可虑”，中共犹在其次。“现时对策，惟有妨碍其集中，与迁就粤陈。至于对倭只有避战，”对于闽变，不得已时，只有暂时将之孤立于省城，待其变化。

1933年上半年，中日之间继“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在山海关、热河、长城一线再度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以中方妥协退让，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暂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

“以和日掩护外交”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蒋介石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终于得到缓解。一个多月后，7月14日，他记下关于对内政外交政策的考虑，“以和日而掩护外交，以交通而掩护军事，以实业而掩护经济，以教育而掩护国防。韬光养晦，秘筹秘谋，以余报国惟一政策也。”(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六，1933年7月14日)提出了以“和日”为主轴的外交方略。

7月19日，他致电正在欧美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央对外政策，现定一面极力缓和暴日之武力压迫，一面切实运用欧美之经济援助，双管齐下，实为救亡复兴之惟一方针。”

对宋提出的吸引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计划，蒋提醒他“必须慎密稳妥行之，不可十分激刺日方之嫉忌心，尤不可授之以显然可借之口实，以免为其直接破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第182-183页。)这是告诫在国外的宋子文要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因为他的某些外交努力引起日方注意，以免影响蒋汪好不容易得来的对日“和局”。

7月20日，蒋再次论述其对日政策为“对倭以不使其扩大范围为第一目的。……此时惟有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也。”28日，蒋还说，“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惟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又退回到“九一八”前后力避与日军冲突的政策，而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了。

蒋、汪达成一致

这一方针，应该是蒋介石、汪精卫达成一致的结果，7月30日，蒋介石即自称，“本周……与汪解决内外政策，孙亦参加，公私通电发出，信心渐立。”

8月28日，汪精卫在报告《外交方针问题》时，调子与蒋介石此前的说法十分接近，他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空前的国难，国家处于积弱的、被侵害的地位，我们应付国难的方法，用不着张皇，也用不着愤激，而是应当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地位，以求自救自存。“所以我们今日外交方针与内政方针，完全一致，第一句是发展民力，发展人民之生产能力，第二句也是发展民力，发展人民之生产能力。”但这样的方针，毕竟对于现实困境缺乏切实有效的处置，显得空洞闪烁，难于让人民信服，也不可能使其党内满意。

10月30日，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汪精卫报告外交，再次声称“中国现在所需要者为建设，而建设之环境，无过于和平，故中国之企望和平，较他国为尤切。然和平云者，平然后和，不平未有能和者也。顾兹所谓平，不仅为国际地位之平等，尤在国力之平等，殆未有国力不平等，而国际地位能平等者。”

日与俄，是蒋介石考虑外交策略时常常放到一起来观察的互为对立的两极，是亲日抗俄，还是联俄抗日，消消长长，亲亲疏疏，在1927-1937的十年间，大体上可以说一直萦绕在蒋的心头，当然，如果日俄交恶而能置身事外，则更是上上之选。这时，中日之间有所缓和，蒋的“祸水北引”之念又顽强地冒了出来。8月19日，蒋在日记中称，“倭势和缓，华北乃可渐定，此大计幸可实现矣。倭俄情势日急，与倭妥协，俾其一意对俄，亦‘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之意乎。”其后，又多次预计日俄将开战，而冀其实现。

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分歧

8月2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劝其就便赴日一行，缓和关系。但宋子文没有照蒋的意见访日，28日，蒋在日记中称：“子文不在日登陆，免倭寇造谣，亦有见地。”但实际上对宋已相当不满，蒋宋在对日政策上存在分歧，蒋的外交路线需要组织上的保障，如罗文干去职，以汪精卫兼外交部长，以唐有壬任常务次长，加上黄郛、何应钦驻北平，都是为了贯彻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基本方针。

在同一日的日记中，蒋记曰：“国内外交部长易人，外交方针幸趋一致。”9月5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时，发生激烈争执，蒋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曰：“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财政政策，尚不知觉悟，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余负其责，蒙受亡国失地之罪，彼仍一意径行，以余为傀儡，强余从其政策，今日且以辞职相要胁，忍无可忍，故痛责之，而彼终不自悟也，可叹。”

9月6日，蒋介石及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会于庐山，“会议中曾商讨对日政策：除绝对不割让东北各省，不承认伪‘满洲国’外，其他仍应与之周旋，并尽力避免刺激日方。”

根据黄郛档案中《9月6日谈话会商定之结果》记述，这次会议确定的对日方针是：“除割让东省、热河，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其他次要问题如税则等仍应与之作相当之周旋，谋适宜之处置，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动及言论。对华北当局，并赋以相当自由之权限，以期应付圆滑。”

庐山会谈蒋、宋意见不能一致的情况可能也传到了国民党内一些地位稍低一点的人士耳中，并认为宋子文主张长期抵抗的主张被否决：“微闻蒋意目前对日暂为妥协，徐图挽救，而宋以其外国宣传均为中国将彻底抗日，故颇获欧美各国之援助，今忽更变，宋以为自属食言，争论结果，不欢而散。”传闻“宋将辞职”。(《王子壮日记》第1册，第437页)

果然，10月28日，蒋介石专程从南昌回南京，与汪精卫商量后，于29日主持会议，准宋子文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继任。

11月8日，蒋、汪在南昌再度商谈对日交涉问题，并联名致电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指示对日交涉方略：“以在事实上、法理上，不涉及伪国之原则，可酌量商谈，并以不换文、不签字最为重要。”

11—12月间的国民党内，中央政潮涌动，地方实力派也很不安分，都使蒋介石感到牵制：“中央老者，欲倒汪精卫，摇动大局”;“中央捣乱者，乃孙科、陈立夫、宋子文，应如何处置之?”“陈济棠趁闽变要求财政，竟对中央敲诈”;“粤闽桂倭英及张学良各种纠纷，令人心烦，而中央内部不固，同志幼稚，汪兆铭又思退休，更令人难堪也。”

12月29日，蒋又“纵论国事”，认为此时内外局势纷乱，对日只有避战：“北方与日勾结可虑”，中共犹在其次。“现时对策，惟有妨碍其集中，与迁就粤陈。至于对倭只有避战，”对于闽变，不得已时，只有暂时将之孤立于省城，待其变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4，第137页)以上种种，反映了蒋介石这时面对内外各种困局所流露的几许无奈，自然也更刺激、强化了他对“必先安内”乃可再言“攘外”这一决策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