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观袁世凯一生，前面都非常辉煌，小站练兵遂成中国近代陆军之父，逼清帝退位和平建立中华民国，当然也有卖国的二十一条，但是最大的败笔就是称帝。袁世凯麾下众将，如冯国璋徐世昌等人，副总统黎元洪都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袁世凯一向精明，为何执意干到底。史书、教科书上说是袁世凯想当皇帝想疯了，利令智昏。这种断言只是臆测，不足为信。既然袁世凯都已经成为终身制总统了，为什么还有称帝呢?小便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民国初年军阀势力强大，袁世凯称帝挽回中央权威

美国学者欧内斯特.杨 认为：“在袁世凯任总统的最初几年内，最困扰他的问题就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当时中国最为迫切的局势，是要将地方政权、军权、财权亟需收归中央，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亟需建立，而后才能大力整饬，发展国力。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国家弱就意味着被瓜分，国家因此必须复兴。袁世凯为这种复兴中国找的一条路就是中央集权。在那个世纪时代，这是所有处在殖民地境况下的落后国家唯一可选择的道路。德国，日本也是如此。

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是古德诺，他认为：“中国采用君主制比较好。”他担心的问题是：在落后国家实行共和制，“总统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

加拿大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陈志让先生认为:中国“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因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变化”，辛亥革命以后，北京与各省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实际上，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在清末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就尖锐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所实行的许多重大举措，无不与力图削弱地方加强中央的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本身就是在清末新政中迅速膨胀起来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实现了从地方走向中央的一个实力雄厚的地方政治军事团体。袁世凯政权建立后，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突出。

想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能调动各地，控制弱区，限制列强瓜分掠夺。要进入到这个强国梦，首先就是要消灭军阀。袁世凯多次对部下说起过日本的集权，并说“埋头十年，抬头与日本相见”——意思就是要灭割据、集政权。

因此，袁世凯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通过皇帝的头衔来进行，而总统由于《临时约法》的限制，有很多权利转移到了内阁和总理手里，这样导致效率低下，总统权力受到限制，无法实现中央集权。

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错估民意

1915年8月，在袁克定的直接策动下，由杨度领衔，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共同发起成立了“筹安会”。时称“六君子”。在这六个人当中，除了杨度是著名的“湖湘才子”之外，刘师培和严复是学术泰斗;孙毓筠、李燮和、胡瑛曾是同盟会的骨干，辛亥革命时都是冲锋陷阵的人物，曾经当过省都督。在他们当中，严复的思想较有代表性——在严复看来，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中国最好还是保留帝制，但应进行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找平衡点;况且，民智的浅深与君权的轻重一直成反比，在民智尚未真正开化的情况下，仓猝实行西方民主，可能会引起社会的激变。个性怪戾的严复对袁世凯也有“一针见血”的评价，在严复看来，袁世凯充其量只是帝制时代一个能干的总督或者巡抚，如果要带领国家与列强相抗衡，则太缺乏科学和哲学知识，也太无世界眼光;但严复又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当下中国唯一的强者，代表着秩序和集权，即使不能立即采取强国的措施，至少也能尽快结束让人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制止中国走向分裂。

“筹安会”开始的宗旨是对帝制进行单纯的理论探索，但随着事态的进展，很快就发展成为帝制摇旗呐喊的组织了。筹安会在北京成立之后，又在各省成立了分部。随后，筹安会组织了会员进行国体投票，投票的结果自然是赞成帝制。接着，筹安会发出第二次宣言，准备组织各界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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