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大公报》名牌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长江先生，在1937年写了一篇《南口碟血记》。他在文中动情地写道：“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确是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
     “抗日铁汉”的美誉，汤恩伯应该当之无愧。因为在南口保卫战和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
     誓死守南口一寸山河一寸血
     南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往西，可进占察哈尔，威逼绥远，遥抚大西北之侧背;往南，则可直下晋北，夺取入晋通道。南口，真可谓扼察、绥、晋之咽喉;其得失，系三省之安危。
     蒋介石对控扼南口高度重视。他思虑再三，决定任命汤恩伯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部防守南口，傅作义、刘汝明分别担任第七集团军正、副总司令，以利协同作战，并调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北上增援南口。汤部等援军到达后实施反攻，内外夹击，重创日寇。蒋介石要求汤恩伯：“无论如何艰难，必须死守至少8到10天，等待援军的到来。”

     8月3日，汤部13军先头部队89师到达南口。8月4日，日军步骑混合部队1000余人在空军掩护下，向南口进犯。接着，日军调集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五等4个混成旅和坂垣的第五师团共4万余人，用飞机、大炮和坦克开路，向我南口、张家口一线守军阵地展开猛烈进攻。敌酋坂垣夸下海口：“三天拿下南口!”
     开战以来，日军飞机结队而来，往我阵地和防区丢炸弹，见房就炸，见人就炸，见牛羊也炸;日军炮兵每天将成千上万发炮弹倾泻到我军阵地，使我军阵地几成一片焦土，然后是敌坦克掩护着敌步兵冲锋。13军将士同仇敌忾，靠步枪、手榴弹和大刀，筑起“血肉长城”，与敌展开殊死搏斗。
     8月11日，我13军84师529团，坚守南口车站和龙虎台高地，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反复争夺龙虎台高地，阵地几次易手。当晚，团长罗芳圭竟率两连士兵，冲进敌坦克群，用手榴弹捆在一起，猛炸敌坦克履带，炸毁敌坦克车6辆，击毙敌军300余名……
     8月19日，中、日双方在南口一线展开空前激烈的攻、防争夺战，两军在黄楼院、居庸关等地的拼杀进入白热化状态。一日间，中国军队伤亡高达1.2万人，日军也同样遭受重大伤亡，阵地上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由于我军伤亡过重，驰援南口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在北上途中又遭日军重兵截击并被山洪暴发的永定河所阻，迟迟不能到达南口。汤恩伯只得下令所部缩短防线，改线形防守为重点防守，分别以居庸关、黄楼院、镇边城等为中心，形成三个重点防守区，继续坚定地执行蒋介石18日的严令：“固守现有阵地，最后必须死守怀来，待援出击。”
     20日，日军突破张家口一带长城防线，占领神威台阵地，兵锋直指张家口防线。张家口一旦失陷，日军便可迂回到南口侧面，使13军腹背受敌。汤恩伯见援军迟迟未到，13军将士又处于危险万分的境地，便当机立断，再一次收缩防线，改“三个重点防守区”为居庸关、横岭城、延庆、怀来四个防守点。他再三严令各级官长：“如有营团以上的官长怕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拿头来见我好了!”
     25日下午4时，张家口失陷，战局急转直下。为保护劫后余生的13军忠勇将士，汤将军长叹一声，抹一把英雄泪，于26日下午，决定放弃固守的阵地，下令全军突围，向桑乾河一带退却。随后，汤恩伯率前敌总指挥部随从人员撤离怀来县城，进入山西境内。
     汤恩伯在怀来指挥南口战役20多个日日夜夜，前敌总指挥所几次被敌机炸毁，汤恩伯也几次差点被炸死;最后，他只得藏身防空洞，日夜不离军用地图和电话机指挥前线部队与敌作战。在怀来的日子里，汤恩伯可以说是废寝忘餐和呕心沥血。范长江在《怀来回忆》中这样写：“汤恩伯先生因为日夜辛劳的结果，瘦得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地凹入，整个身子剩了皮包骨头，我们惊异他消耗的如此厉害，几乎有几分认不清楚。原来猛攻南口的日军，在优势的兵力武器条件下，汤恩伯实遭受空前的劲敌，故日夜操劳，精密指挥，已半个月未曾得一安眠的机会，整天和电话地图接近，时时注意敌人一寸一尺地移动，我们一次一次的战斗经过……”
     南口战役，日军动用兵力约7万人，我军参战部队为6万余人。日军被歼1.5万人，我军伤亡2.7万余人。南口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造就了汤恩伯“抗日铁汉”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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