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后的B-25陆续飞往日本,航程初期采取2到4架为一组,之后则各自散开,贴近海面低空飞行以躲避日军雷达。6小时后,16架B-25于东京时间正午时分陆续飞抵日本上空,轰炸了东京的10座军事和工业目标,横滨2座,横须贺、名古屋、神户和大阪各1座。虽然一部分B-25遇上了防空炮火以及日机的追击拦截,却没有任何B-25被击落,仅Joyce中尉的10号机轻微受伤,机身被打出了洞。16架轰炸机中,只有Holstrom中尉的4号机因机枪失灵,日机死缠不放,将炸弹扔入东京湾,未能实施轰炸。 轰炸结束之后,16架轰炸机中的15架沿着日本南部海岸向西南飞往中国东部,按照杜立特的计划,浙江境内的几座(尚未被日军占领的)机场会亮起灯塔指引他们降落,然后经加油后再飞往重庆——国民党的战时首都。几座机场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容易找到的就是衢州。另外1架则因为燃油消耗过快,在明显撑不到中国海岸的情况下,前往海岸更近的苏联。 事实证明,计划没有变化来得快。15架B-25飞往中国时面对意想不到的挑战: 夜幕降临、燃油所剩无几、再加上急剧恶化的天气。唯一庆幸的是飞往中国的航程中他们始终是顺风,使他们的航速提高了25节,否则他们根本无法在7小时内抵达中国上空。但处境还是非常严峻,一片漆黑的夜幕再加上糟糕的天气(有些遇上浓雾,有些则遇到大雨),使得机组成员根本弄不清机场方位。 在燃油即将耗尽的节骨眼上,机组成员们意识到计划降落的机场已无望找到,选择在陆地上空弃机跳伞或是沿着海岸实施海面迫降。这15架飞机也成就了B-25米切尔中型轰炸机的最长航程,平均达到约2250海里(4170公里)。而飞往苏联的8号机则在海参崴以北40英里(65公里)的机场降落,B-25被苏方没收,机组人员遭到扣押。苏联并没有为难York上尉等5人,对他们与其说是扣押倒不如说是“克里姆林宫客人”般的优待。尽管如此,美国寻求将5人带回国的外交努力屡遭失败。最终,York一行5人被转移至距伊朗边境仅32公里的阿什哈巴德,他们贿赂了一名搞走私的阿富汗人,由他带着5人越境进入伊朗,于1943年5月11日抵达附近的英国领事馆。在英国外交官的帮助下,经由印度搭机返回美国。事后解密的苏联档案表明,那名走私者的背后其实是苏联人民委员会情报部(NKVD,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苏联因为已经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不愿拿释放美国人去激怒日本。因此先将美国飞行员转移至日本情报网无法渗透的中亚,再派特工协助越狱逃脱。这样,美国人是自己“逃脱”,日本方面也无话可说。 杜立特和他的机组成员在弃机跳伞安全着陆后,得到了中国民兵和平民的帮助,其中包括美国神父John Birch。和其他机组成员一样,杜立特弃机跳伞后,着陆在了稻田中的一处粪堆上,幸运地保住了之前受过伤的脚踝。想到其他15架飞机很可能也和自己一样弃机跳伞,再想到同伴或许已被日军俘获,杜立特深感失望,他认为空袭行动彻底失败,队员又下落不明,自己若回国必将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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