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采取紧急措施
     10月5日，蒋介石飞抵北平，亲自部署后续行动。随后在郑介民、毛人凤的直接指挥下，不仅北平和上海，我党的西安总台，以及保定、兰州、热河、沈阳等地下电台均遭破坏。
     10月6日，周恩来又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并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但王石坚被捕后供出了我华北、西北、东北的情报组织，导致一百数十人被捕。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郑介民和毛人凤更是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王石坚也因有用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特于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另据国民党特务系统原重要领导人文强在铁岭文史资料第七辑“我所知道的项乃光”一文中回忆:所谓特研组又称特情组，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他还指出:“1947年秋，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时，在西安潜伏活动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实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资深，乃任命为特研组少将组长。”
     李克农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
     由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几个最重要的、打入西安国民党军政上层核心的情报人员都由王石坚领导，周恩来自然非常担心。其实王石坚早已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熊向晖等三人，在收到李克农的紧急通知后一直到解放后才安全回国。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李克农说:秘密工作虽难免遭受破坏，但如没有这些缺点和错误，即使部分组织发生问题，亦不致牵连如此之广，破坏如此之大。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以此来勉励李克农。
     1949年北平解放后, 李克农查到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写给蒋介石关于破获此案的详细报告，并提审了几个当时直接参与此案的被捕敌特人员，才知道敌人不仅是通过无线电测向，而且还配以飞贼侦察才得手的。于是李克农就在北京西郊主持召开了有百十人参加的总结会议。李克农在会上讲了北平电台被破坏的经过，讲了谢士炎等5人被捕后解到南京，英勇就义于雨花台。李克农还在会上大骂了北平电台的叛徒，也再次对此案暴露出的问题作了检讨。最后李克农还表扬了一位东北的情报员，在出事后仍然不顾危险带着一份关于陈诚作战命令的重要情报进入解放区。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情报工作的辉煌，毛泽东评价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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