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命运。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对当时在东北生活的台湾人而言,无疑是人生巨变。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让他们没有一丝喘息空间,被迫作出抉择,他们原来在东北的投资或是生意,也只能放弃。由于台湾人的敏感身份,他们面临汉奸罪审判,在大连开博爱医院的孟天成就因娶了日本太太,所有资产充公;曾任伪满“驻新义州副总领事”的吴左金被关了279天,吴回台后对国民政府死了心,其职业就是“在家带孙子”。当然,不少人返台后也要面对汉奸审判的威胁,加上在伪满洲国的履历完全不列入年资,所以大半选择隐瞒这段经历。 据台湾媒体披露,1998年,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到北京访问,得知时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是东北人后,忽然说他年轻时去过满洲里。辜振甫到满洲里不可能是1949年后,很可能是伪满期间,但他的传记《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对这段经历只字未提。 谢介石的命运值得一提。据谢的外孙谢同生回忆,1946年曾有一位神秘客人到访北京谢家,随后谢介石的二子和三子陪同他去了中共军队驻地张家口。接着,国民党宪兵队派人到谢家蹲守,无意中发现谢家大家长谢介石竟是伪满“外交总长”,当下就把他拉到狱中。多年后,谢同生证实谢介石三子谢津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络,而当年的神秘客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三巨头之一的颜堂,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知谢介石在狱中,就做主放他出狱。谢介石得以安享天年。 不过,谢介石的子孙就没这么幸运了。谢介石的孙子谢辉说,小时候还觉得有个当大官的祖父挺荣耀,但经过上世纪60年代的种种政治学习后猛然发现,祖父当这个官“对我们家庭没什么益处”。他的中学毕业鉴定上写着,“该生隐瞒家庭历史,不可重用”,求职因此处处碰壁。 其他的像“税捐局局长”郭辉,在伪满覆亡后回台,重回教育领域。台湾已故知名雕塑大师杨英风的父亲杨朝华,一心想回宜兰,但因舍不得在大陆的电影产业而错过船班。一念之差,使他与先行返台的杨英风相隔50年才得以再见。 日据时期,台湾人随日本势力到达华南、华北、东北、南洋,也有人跟随国民党到大陆各省,或随共产党长征到陕北。不了解这段历史,恐怕无法体会台湾人所处历史环境之复杂,也无法理解台湾至今对日本存在的暧昧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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