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19批护航舰队所属潍坊舰、临沂舰从3月29日至31日赴也门将处于战乱中的中国公民撤到吉布提。这是中国军舰首次执行撤离我公民任务，充分显示当今中国综合国力大为提高，保护海外的国家、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也已成为我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也勾起我对近30年前在驻吉布提使馆工作时，经历的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撤离我公民行动的回忆。
     苏联军舰送出首批撤离人员
     1984年3月，我与我爱人奉命到中国驻吉布提使馆工作。当时，驻吉布提使馆本部作为我五个驻外小使馆改革试点馆之一，人员很少，使馆本部及经参处均租用当地人的住房作馆舍，生活、办公条件差。有段时间因无机要员，我馆需经常派人赴与吉布提隔红海相望的驻南也门使馆阅发电报，由此两馆形成某种特殊联系。1985年11月初，大使离任回国，我以二等秘书的身份担任使馆临时代办，主持使馆工作。
     1986年1月13日，南也门首都亚丁枪声大作，炮火连天，一场惨烈的内战爆发了。中国驻南也门使馆所在的使馆区及我各经援、承包组所在地区都位于激烈交火的战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吉布提和南也门关系密切，南也门内战造成各国驻南人员大规模撤离到吉布提，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也就落在我们使馆身上。

     1月14日，我馆接到外交部电报，通报包括驻南也门使馆唐大使夫人的五名女同志已登上苏联的军舰驶向吉布提，要求我馆做好接待工作。同时，部里还通知说，随后将有更多的我驻南人员来吉。我随后与苏联驻吉大使联系，了解其军舰何时来吉，但因事出突然，苏联大使也不知道军舰何时抵达。我马上又与吉外交部联系，但吉方也无准确信息。我在港口一直等到第二天，苏联军舰终于到港了。我走到军舰停泊的码头，看到大批人员从舰上下来，可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仍未见我人员下舰，心情非常焦急，担心她们不在船上。经苏方同意后，我登上军舰挨舱寻找，终于找到她们。原来因人生地不熟，她们怕出意外而未下船。
     我的设想与外交部完全相反
     外交部同日电告，将有近百名中国在南也门经援专家和工程承包人员撤往吉布提，并指示说将他们就地安置在吉布提，如实在有困难，可以将他们撤往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此时大使已离任，使馆本部除我们夫妇外，只有机要员、厨师、司机三人，重大事项最后需由我拍板。我立刻对其他国家如何撤离本国公民的做法、对吉首都的旅馆接待能力进行了解。此时南也门执政的社会党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密切，吉布提有限的旅店都被这些国家撤离人员占满，而且吉布提与埃塞、索马里之间的公路路况极差，民航班机也很少，且机座已全订满。根据这些情况，我初步认定，光靠吉布提使馆和当地旅店无法安置从南也门撤离的大量人员，撤往埃塞及索马里也无实际操作可能，不过从埃塞飞北京的航班通常有大量空座，可利用该航班撤离我人员。
     但我的这种安置设想无先例可循，与外交部的指示完全相反，提出与国内指示相反的建议要担很大的责任。对于外交经验不多、首次承担如此大责任的我来说，如何执行外交部的指示便成为十分棘手的事。考虑再三，我决定向部里发电报告吉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提出我的建议：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已派专机来吉撤离人员，建议几天后由埃塞飞北京的中国民航班机临时停降吉布提，将我人员运回国内。
     电报发出后，我即召集经参处一秘老刘及执行经援项目的中建公司驻吉办事处、承包建房任务的中土公司驻吉经理部、援吉医疗队负责人开会，要求各单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做好撤离人员的接待工作。
     1月17日，外交部、外经部、民航总局联署来电复告：同意我馆从南也门撤离人员的建议。首批近百人员已搭乘英国皇家游轮撤往吉布提。我与英国驻吉名誉领事保持联系，以及时了解英游轮抵吉时间。17日，英游轮抵吉港口，我率驻吉各单位人员去迎接，并登轮向我撤离人员表示慰问。我驻吉各单位用小型车辆，经多次往返接运，将我人员送到各临时安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