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至1945年8月，单德贵代理平谷县伪县长，又成了当汉奸的铁证。
     1945年9月底，单德贵带平谷伪政府官员和数百人的队伍逃到北京。1945年10月底被北平国民党政府抓捕。1946年4月23日，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47年10月，因平谷县原岳各庄乡乡长张福厚、峪口镇镇长任永恕及三河县县党部张瑞生等九人联名作保，被减刑至6年。1949年春在众犯人转运途中，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曾经光荣而又令人惋惜、痛恨的一生。
     对单德贵的投敌，《平谷革命史》作了如下结论：“一个长征干部为什么会投敌呢?其实并不偶然，主要是他居功自傲。
     “在独立工作时，把做出的成绩当做骄傲的资本，只读过两年小学，平时不注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其次是敌我界线不清，被坏人拉拢，常常在政府处决坏人时，出来替坏人说话。”
     “由此和组织上产生了分歧意见。另外有严重的地位观念，当他由三支队司令员到副团长的位置又调降到专署武装科长时，对党心存不满，虽经组织教育和批评仍是固执己见，与党持敌对态度，最后走向叛变投敌当了汉奸。”

     对这段“权威”的结论，笔者不加评判。单德贵的一生，是功、是过，还是功过相抵?相信读者读完此文后，会对单德贵有一个恰当和公正的评价。
     单德贵从一名八路军的优秀指挥员、抗日功臣而投降日伪，走向人民的反面，其个人因素当然是主要的，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居功自傲，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不能正确对待组织和他人的批评教育。拂去历史的浮沉，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当时冀东党组织和军区主要领导人的一些极“左”和过激作法，也是促成单德贵最终投敌叛变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个人因素上看，首先，单德贵是个走极端的人。当八路军十三团在蓟县十棵树地区被日伪打散，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后不久，在尹家府地区诱歼敌伪的战斗中，单德贵复仇心切，不顾党的俘虏政策，将在战斗中俘虏、负伤的敌伪人员全部杀死;当十三团原任团长包森同志牺牲后，上级组织没有将他的副团长转正，而是调来了与自己的资历相当，但在当时冀东的影响远不如自己的舒行(江西省吉安市人，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任吉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志，单德贵大为不满，曾仰天长叹：你鬃(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李运昌)是对我有意见啊，最初将我兵强马壮的三支队撤销，合并为十三团，将我这司令降职副团长使用，看在四纵的老战友包森的面子上，他当团长我当副团长，一声没吭服从了组织决定。凭良心想想，当初留在冀东的三个支队哪个有我的人多、枪多?冀东的干部，哪个比我打的仗多?如今三个支队长只剩了我一个，可现在你还让我当副职，显然把我当成了异己啊。不久，单德贵赌气跑到平谷县的熊尔寨地区，以养病为名拒不归队。其间不向上级组织申请报告，娶了当地富家并有当汉奸哥哥的18岁的郭二美为妻(那个时候，部队的领导干部结婚，是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和审查标准的啊)，并不顾影响，大摆宴席100多桌，大请部下，以此发泄对上级组织和主要领导人的不满。其二，单德贵确有居功自傲问题。冀东的抗日部队，主要由原冀东抗日联军和东进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组成，作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军、八路军连长、营长的单德贵，一贯以老资格和正规军自居，看不起原冀东抗日联军的领导干部。其三，单德贵在对上级领导提出批评和对待上级的批评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对上级领导不满，对上级领导提出批评，不分场合，不讲方式;对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批评，虽也申辩，但不讲策略，一味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这些，都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埋下了祸根。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