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一、清政府的两面手法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帝国主义各国的谅解。军机大臣荣禄虽然抱病在床，仍连上七道奏折，要求清政府“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同意这种意见。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企图用统编的手法来约束和控制义和团，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际，清政府内部的两派意见更加对立。主剿派坚决要求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帝国主义开战。他们连上奏折，提出“治乱国用重典”的镇压政策，对义和团务求“要株净尽”。主抚派积极主张对外宣战，要求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抗击外国侵略，他们虽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但他们利用人民的反侵略热情，在舆论上得到普遍支持。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等在5月29日的密折就反映了这种倾向：“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因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断之气，化私忿为公义，缓急可持，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这一主张得到从中央到地方众多官吏的支持。因为人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爱国行动，希望在国难深重之时，通过招抚义和团，同仇敌忾，共同御侮。在慈禧召开的四次御前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面对朝臣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慈禧太后最初在和战、剿抚问题上举棋不定。她既怕镇压义和团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又怕招抚义和团得罪帝国主义。她一会儿批准发布《禁拳章程》，不准练拳，严令“查毁揭帖”;一会儿又派人“宣抚”团民，剿抚不定。6月10日，慈禧采用刑部尚书、顺天府尹赵舒翘等人的建议：“抚而用之”，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拿出10万两银子、2万担米作为义和团的经费，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将所有团民重新登记造册，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朝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慈禧之所以接受“招抚”义和团的主张，原因是多方面的：

1、害怕人民把反抗的矛头指向她的反动统治。1900年6月，义和团势力大发展，北京的大街小巷布满了义和团民，这时的慈禧想跑不能，想剿不堪，只得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承认义和团，以逃脱人民对也的惩罚。她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她怕的正是义和团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大乱子”。

2、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排除列强对她“废帝立储”的干预。慈禧在囚禁了光绪帝之后，想彻底废了他，而改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她曾借光绪之口下了一道谕旨，假传光绪帝身体有恙，申明“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谕旨一下，国内并无一人上奏举荐。但是，洋人却当了真。当慈禧说光绪之病日重一日时，各国公使竟然纷纷要求派医生看病。法国医生经过诊视，宣布光绪并没有病，慈禧谋害光绪帝的意图被揭穿了。但是，慈禧并不甘心。1900年1月24日，召集王公大臣于仪鸾殿，出示一道由光绪皇帝签署的“上谕”。上谕的大概意思是，光绪自己没有子嗣，并且又因身体原因无力处理国家事务，所以要选一个近支宗室溥隽做皇子，作为同治帝的继承人。慈禧原本信心十足，到时准备酒宴，由李鸿章出面邀请各国公使入宫庆贺，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但是，各国公使一致反对光绪让位，拒绝到时入贺。慈禧废光绪立溥隽之事传出后，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联络绅商1230多人，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等联络海外华侨，号称10万，联名上书，通电反对。因此，慈禧“己亥建储”的计划在国内外的一片反对声中化为泡影。慈禧下令逮捕经元善，经元善在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的保护下逃往澳门。

      慈禧及顽固派官僚“废帝立储”的阴谋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这件事始终令慈禧太后对洋人耿耿于怀，有时使她怒火中烧，他们想利用义和团报复帝国主义，排除列强的干预，达到废光绪立新君的目的。6月16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再次重申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第二天，慈禧太后接到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的照会，使她更加不满。所谓“要她归政”纯粹是载漪制造的阴谋。

      自从戊戌政变后，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之说时有耳闻，载漪为了儿子能够早日当上皇帝，抓住权力欲与猜疑心极重的慈禧的弱点，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个列强“归政照会”，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荣禄一见，信以为真，于是呈给了慈禧太后。这让她十分恼怒，声称“不能再为容忍”，决心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报复洋人。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19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

       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21日，清廷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

3、阴谋借用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以解除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威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慈禧在帝国主义和义和团之间投机取巧：一方面承认义和团，并向八国联军宣战;另一方面又讨好帝国主义，随时准备投降。1900年5月底，英、美、法、德、意、俄、奥、日组成八国联军，侵入中国。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谕旨，命令各省督抚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说什么“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慈禧太后及其主战派在八国联军逼近京城的关键时刻，敢于组织军队与团民和八国联军决一雌雄，决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宣战的奥秘在于，其一，可借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与洋人放手一博，如能一举成功，固然是上上之吉，可吐洋人屡屡干涉她废帝立储的怨气。如果不成，也可借口抗击八国联军，将义和团力量引出京城，免遭祸起肘腋之虞;其二，诏书并没有指明向哪国宣战，也根本没有送达任何国家，只是内部传达，即使战败，也为求和留下了一个伏笔;其三，诏书借大小臣工合谋，借光绪帝之名颁布，即使战败，替罪羊的人选问题总能解决。宣战对慈禧太后而言，可谓是一箭双雕。

虽然已经宣战，慈禧太后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第四天，慈禧太后看到各国没有逼她交权的动静，态度就改变了。下令停止攻打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在回答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反对与洋人开战的电文中，表白了迫不得已的苦衷，“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并表扬李鸿章等人主张剿灭义和团，与帝国主义和好的意见是“老成谋国之道”。宣战后的第八天，即6月29日，她命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说：“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并表示，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7月3日，清政府直接向俄、英、日等国发出乞和的“国书”。此后，又向盛京等地将军下令：“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手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清政府战时让拳民作“前驱”，借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不张旗帜又为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留下后路。清政府承认义和团是阴谋，对外宣战是骗局。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后，慈禧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反动嘴脸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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