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这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中国近代外交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1900年7月，素来庄严整肃的广州天字码头，一派阵仗威严的场面。自清朝雍正年间以来，天字码头就被指定为官方码头，但凡官员走水路至广州或离开广州都经由此地。在这一日，广东那些显赫权要的人物又纷纷聚集到此，这一次，他们将要送别的是一位77岁的老人，也是当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鸿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国同时宣战以来，局面遂日益不可收拾。那时，刚到广州就任两广总督不久的李鸿章，便接连收到来自北京的电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纾国难。7月8日，清廷又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16日，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得此消息后，方才决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间，李鸿章在近日亭与他广东的同僚作别后，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为“安平号”的轮船。那天，天气甚热，李鸿章身穿蓝色细葛短衫，着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后，李鸿章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巅峰，他即将赴任的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国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而且，曾经被举国唾骂为“卖国贼”的他，此刻重新身负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对李鸿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的确，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鸿章开始处理外交事务算起，近30年里，他几乎参与了其间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动，可谓中国外交第一人。李鸿章也颇为自负地对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说：“舍我其谁也!”

尽管他依然坚忍而“肯任劳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难料，而历史终归是又一次将“人情所最难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迈衰老的身上。

联军对京城分界管辖

离开广州5天后，李鸿章抵达上海，原拟转由运河北上赴京，但当时的形势，却让李鸿章感觉不到丝毫议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滞留，以待时机。直到9月份，清廷彻底改变了与联军对抗的立场，并同意对此前纵容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做出惩处，才令李鸿章看到了议和的资本。

1900年9月14日，李鸿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轮，在俄国军舰的护送下离开上海北上，6天后，抵达天津。10月1日，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然后略作筹划，于当月11日最终抵达北京。

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繁华富庶的都城，而是一处被清廷遗弃的所在。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后已带着光绪皇帝逃离紫禁城，就在当天，联军攻破京城。

3日之后，联军便接管了这座都城。各国对北京进行了分界管辖：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管;大街以西归美国管;前门内大清门(中华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管;大清门以西，至西单牌楼，美国管;崇文门以东法国管;宣武门以西英国管，……各国洋兵均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

各国划定分界之后，凡在界内的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有的则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更有甚者，则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

1900年10月11日，当李鸿章来到这所大清的都城时，这里已是洋人的世界。城内名义上还由清政府管辖的区域只剩下两个小院而已：一处是李鸿章寄寓的贤良寺，另一处是庆亲王奕劻的住处。而事实上，庆亲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枪护卫，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则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日夜把守，正如当时的外国报纸所言：奕劻“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这便是辛丑谈判时两位清朝代表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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