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这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中国近代外交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1900年7月,素来庄严整肃的广州天字码头,一派阵仗威严的场面。自清朝雍正年间以来,天字码头就被指定为官方码头,但凡官员走水路至广州或离开广州都经由此地。在这一日,广东那些显赫权要的人物又纷纷聚集到此,这一次,他们将要送别的是一位77岁的老人,也是当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鸿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国同时宣战以来,局面遂日益不可收拾。那时,刚到广州就任两广总督不久的李鸿章,便接连收到来自北京的电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纾国难。7月8日,清廷又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16日,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得此消息后,方才决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间,李鸿章在近日亭与他广东的同僚作别后,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为“安平号”的轮船。那天,天气甚热,李鸿章身穿蓝色细葛短衫,着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后,李鸿章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巅峰,他即将赴任的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国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而且,曾经被举国唾骂为“卖国贼”的他,此刻重新身负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对李鸿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的确,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鸿章开始处理外交事务算起,近30年里,他几乎参与了其间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动,可谓中国外交第一人。李鸿章也颇为自负地对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说:“舍我其谁也!” 尽管他依然坚忍而“肯任劳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难料,而历史终归是又一次将“人情所最难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迈衰老的身上。 联军对京城分界管辖 离开广州5天后,李鸿章抵达上海,原拟转由运河北上赴京,但当时的形势,却让李鸿章感觉不到丝毫议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滞留,以待时机。直到9月份,清廷彻底改变了与联军对抗的立场,并同意对此前纵容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做出惩处,才令李鸿章看到了议和的资本。 1900年9月14日,李鸿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轮,在俄国军舰的护送下离开上海北上,6天后,抵达天津。10月1日,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然后略作筹划,于当月11日最终抵达北京。 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繁华富庶的都城,而是一处被清廷遗弃的所在。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后已带着光绪皇帝逃离紫禁城,就在当天,联军攻破京城。 3日之后,联军便接管了这座都城。各国对北京进行了分界管辖: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管;大街以西归美国管;前门内大清门(中华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管;大清门以西,至西单牌楼,美国管;崇文门以东法国管;宣武门以西英国管,……各国洋兵均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 各国划定分界之后,凡在界内的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有的则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更有甚者,则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 1900年10月11日,当李鸿章来到这所大清的都城时,这里已是洋人的世界。城内名义上还由清政府管辖的区域只剩下两个小院而已:一处是李鸿章寄寓的贤良寺,另一处是庆亲王奕劻的住处。而事实上,庆亲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枪护卫,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则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日夜把守,正如当时的外国报纸所言:奕劻“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这便是辛丑谈判时两位清朝代表的处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