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侵占台湾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强制推行其野蛮的殖民政策特别是“皇民化运动”，妄图通过语言强制、奴化教育、变更种姓、更改宗教和生活习俗等，来消灭台湾 民众的祖国观念，割断两岸同胞的文化联系，消除台湾民众的抵抗精神，“使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对此，台湾民众进行了广泛、深入和坚韧的抵制和斗争，始终体现了认同祖国、矢志回归的民族精神和高尚气节。
     民族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妄图长期霸占台湾的野蛮行径
     民族认同是民族归属的前提。日本侵占台湾期间，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强制同化和压迫，台湾民众始终高扬认同祖国的旗帜，在抵御殖民文化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民族同质性。
     以争取解放，返归祖国为其斗争目标。台湾被割让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民为洗刷这一耻辱进行了长达50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台湾被割让的消息传到台湾的那一天起，台湾人民就展开了反对日军占领的斗争。《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民众很快掀起了反割台的浪潮，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当条约被正式批准、割台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时，台湾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从日军登陆台湾的第一天起，就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由北到南，在4个多月占领台湾全岛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共有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内的4800名日军官兵被击毙，2.7万人负伤。其伤亡人数比在甲午战争中日军的伤亡人数还要多出近一倍。从1895年割台到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殊死抵抗，英勇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先后有65万台胞捐躯殉国，他们和大陆为八年抗战而流血捐躯的3000万同胞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台湾军民用自己的顽强抵抗，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强决心。

     祖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同胞无不群情激奋，并立即将40余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斗争汇入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大多数台湾同胞立足本岛与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也有许多台湾籍爱国人士或赴海外，或来到大陆，通过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大陆的台湾同胞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于1943年1月30日在重庆发表声明，郑重指出：“台湾原属中国，台民中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保有中国血统”，并严正声明，“中外战后处理台湾问题除将台湾领土主权完全归还中国外，任何维持现状或变更现状之办法，均为台湾人民所反对”。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日本殖民者在岛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岛内台胞的斗争十分艰难，虽形式零散，但英勇壮烈，台湾爱国义士蔡惠如被捕入狱后，把未来寄托于祖国的强大，写下“中原大地如春归，绿水青山待我还”的爱国主义诗句。
     贞守中华的民族气节。强力灌输“大和”文化及为天皇尽忠思想，培养“真正忠义的皇民”，是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核心内容。而心向祖国、不做“皇民”，则是台湾民众始终如一的原则立场。在此方面，知识分子率先表明“坚持我们汉家儿女的传统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为日本皇民，乃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原则。……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总能像苏武在北海，一定能够克服多种艰难而勇敢地苦守中华儿女的气节。”被查封前的《台湾新民报》坚持将所有电文中的“支那”皆改为“中国”，为的正是不侮辱祖国。更有一些志士仁人“终身不学日语，以示不屑与同化论者同流合污之高风亮节。”知识界认同祖国的呼号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共鸣，包括小学生在内普遍掀起了抵制奴化教育的斗争热潮。高雄旗山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勇敢地在日籍教员布置作文《我对支那战争的看法》中写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心声，足见抗战期间台湾民众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对日本侵略祖国而痛心愤慨之情。
     抒发台胞的祖国情结。抗战期间，“精神上与祖国发生交流，也可以说是台湾向祖国的‘文化的归宗’，予台湾民族运动上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台湾民众的处境极其艰难，抵制“皇民化运动”的斗争很难公开的、有组织的进行，而只能选择隐蔽的、分散的斗争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诗歌、音乐就成为人们揭露、鞭挞日本殖民统治之残暴、抒发他们渴望回归祖国怀报这种强烈意愿的主要形式。”著名作家吴浊流在极其艰难的境遇里，秘密写作《亚细亚的孤儿》，以小说的形式反映了台湾同胞是多么需要、多么渴望来自母亲的理解、爱护和帮助，更反映了台湾同胞在日本几十年的统治之下，对祖国仍然抱着强烈的归属感。“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到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这是台湾文人志士通过文学、文艺作品表达的鲜明主题和共同心声，也是广大台湾民众一代又一代深植内心的中国情结。
     语言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强制学习使用日语的奴化教育
     语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化身，是一个民族的存在特征。认同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是台湾民众抵制“皇民化运动”的又一焦点。面对日本殖民当局取消汉语汉文、强制学习使用日语的语言同化政策，台湾民众想方设法说汉语、读汉书、作汉文、演国剧，“希延汉学于一线”、“维系斯文于不坠”。
     坚持说汉语。抗战时期，尽管日本殖民当局严禁使用汉语、客家话等中国语言，同时以酷吏、严刑、利诱等措施强制普及日语，“但这并不能扼杀台湾人民对祖国和祖国语言的强烈热爱”。在许多学校里，老师在场时讲日语，老师走后台湾学生之间就讲台湾话，甚至利用上课学习日语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广播。广大台湾民众公开场合不得不讲日语，但回到家后仍用闽南话交谈，“即使是在银行、公司、车站、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仍常听到台湾同胞用汉语交谈。”台湾民众始终以汉语为乡音母语，表明汉语深深根植于台湾民众心中，任何外部力量和外来语言都无法取代。即使以严酷刑法强制学习运用日语，也无法消除他们对“国语”的情感。
     持续开私塾。在殖民政府的严厉统制下，台湾的书房(私塾)、义塾以民间的方式奋力抗争得以长期保存。书房和义塾的修习时限三四年到七八年不等，以读汉书、识汉字、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主。“尽管是一种旧式教育，但许多家长和学童却宁愿选择书房，而不愿进日本人设立的“国语”(日语)讲习所或公学校。”即使日本殖民当局颁布《书房义塾规则》，严格规定书房义塾须接受地方官员监督，教学内容要以公学校为准，人们对私塾的青睐也未受到影响。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封闭所有书房义塾后，地下私塾教学也从未停止，“仍然有人改变方式，作为家庭教师而继续进行教学”。在极端残暴的殖民统治下，义塾和书房成为台湾同胞传播汉学的重要阵地，对台湾沦为异族殖民地后保存和延续汉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拓展汉文学。文学领域是抵制日本“皇民化运动”最喧嚣的战场。面对日本殖民当局垄断操控文化传媒，极力宣扬“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摧残和围剿华夏文学的不利势态，广大台湾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顾当局禁令，与日本殖民者的文化钳制政策周旋斗争。有的致力中华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晋江人林惠祥甚至两次冒险返回出生地台湾，实地调查研究高山族文化，撰写了《台湾高山族之原始文化》;有的自行结为书社，以诗吟咏唱的形式，保存汉文化，抒发中华民族的情怀。有的将大陆“新文化运动”引进到台湾，以倡导台湾新文学为名，介绍大陆的社会、学术、文学及思想，极力保存和倡盛中文。还有一些以笔为刀，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创作出《鹅妈妈出嫁》、《先生妈》、《模范村》、《狱中日记》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热情讴歌抗日斗争，批判“皇民化运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抒发台湾同胞心向祖国的理想和信心，使汉语国学在台湾的发展空间得到延续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