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强令废除传统信仰的宗教政策
     台湾民间宗教信仰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支撑台湾民众本根意识的重要精神支柱。抗战时期，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民众“改中国传统的寺庙神明奉祀为神社天照大神奉祀”，台湾民众深恶痛绝，纷纷以各种方式坚持原有信仰，抵制日本的宗教同化。
     敬祀列祖列宗。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习俗。台湾民众中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群众，相当多的人祖坟在大陆，过去多数是在清明节前后回家扫墓祭祀，以此表达对祖先、故土以及祖国的眷恋之情。这一情结，实因两岸同宗同祖同根同种而世代相袭。“皇民化运动”期间，即使日本殖民当局禁令重重，“许多民众仍冲破阻力，回到大陆祭祀祖先。”此外，因为祖宗崇拜与纯宗教不同，它没有统一的教义、教理系统和礼仪系统，祭祀、生活习惯很多是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的，因此任何人、任何家庭都可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向祖宗祈求平安、避免灾祸、生财发福。这种神圣而又简单的祭祀活动，为台湾民众在“皇民化运动”中保持民族信仰提供了生存空间。甚至在日本殖民当局强行拆毁各家祖先神主牌位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祖宗崇拜依然在民间悄悄流行，家庭化的传统祭祀活动从未停止，“真正过‘皇风生活’的台湾民众几乎没有。”
     信仰华夏神灵。台湾民众信仰的华夏神灵，不论是中国传统神明还是闽台民间神灵，在“皇民化运动”中虽历尽劫难、横遭禁止，但威权统治浇不熄人民对神灵的崇拜，“不管怎样变化，台湾民间信仰中的乡土神依然备受推崇，台湾民众依然特别看重从祖籍传来的神灵，并称之为‘桑梓神’。”如对航海守护神妈祖，“甚至在日据时期，闽台妈祖信仰的交流也没有停止过，总有一些信徒不顾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渡海进香”;1934年末，全台妈祖庙有335座，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约100座。这表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民间的妈祖信仰处于日益兴盛的状态。对保生大帝(吴本)的祭典活动，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后300多年从未间断，“即使在日据时期，照样一年一度地为吴本举行诞辰祭典，香火依然旺盛，甚至还派人到大陆白礁等地谒祖进香。”虽然神灵信仰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台湾民众主要是“将它们当作祖国文化因素而力图加以保存，以为民族身份的坚持。”

     命运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鼓吹共存共荣的皇民奉公运动 祖国大陆和台湾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祖国的贫穷、落后，导致两岸人民沦入屈辱的境遇，骨肉分离。这是海峡两岸同胞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共同认识。它支撑和激励广大台湾民众自觉与大陆同胞同生死共患难，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早日回归祖国，从根本上摆脱受压迫、受奴役的殖民统治而不懈斗争。
     积极投身祖国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即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收回东北、台湾及琉球的严正立场。祖国的昭告，使台湾民众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祖国母亲之关爱，进一步增强了争取回归的信心和决心。一批批台湾民众历尽艰辛返回大陆，加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们在祖国大陆先后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台湾革命同盟会等抗日组织，进行抗日活动。”激励台湾民众回国参战的内在动力，是他们确信中国抗日战争必胜，台湾必能重返祖国。李友邦的抗日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在广东东江地区组织的东区服务队等抗日组织，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广泛的宣传，反映了台湾同胞对祖国抗日斗争的胜利和台湾一定能回到祖国怀抱的坚定信念。
     坚持抵制日本的盘剥征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加紧对台湾经济盘剥的同时，开始掠夺人力资源，强征台湾人为“大东亚圣战”卖命。台湾各族群众进行了坚决抵制，反强征土地、房屋、劳役和“国防经费”等斗争此起彼伏。1941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修建屏东至台东的军用公路，强征高山族人民的土地、房屋，并强迫他们充当劳役，“激起200多名被征役者的愤恨群起袭击日警驻地，杀伤日警20多名，然后退入深山。”台湾民众的反战之举使日本帝国主义非常恼怒，他们不得不经常从大陆战场押回一些台籍士兵以进行“惩治”。但这些士兵并未被惩治吓倒，他们在花莲港、屏东、新竹、高雄等地秘密组织反战团体，以“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为口号，进行了英勇的反战斗争，使日本殖民当局极为狼狈。那些被迫征召入伍的台湾战士大都不愿为日寇充当炮灰，有的随军回到大陆后临阵倒戈，“自日军军营中投诚”，加入台湾义勇队等抗日武装，利用“熟谙日语”的优势，“时常协助刺探军情、询问日俘等工作”，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积极争取自身的翻身解放。台湾的抗日民族运动，“是融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反帝、反侵略的抗日民主运动的一环。”抗战时期，岛内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同其他抗日志士一般”，在白色恐怖严重威胁又缺乏领导与组织的条件下，自发地发动“响应祖国的反日斗争”。尽管“青年思汉”事件等最终都归于失败，但反抗者大义凛然、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无疑是台湾民众反日爱国精神的真实写照。在争取翻身解放的斗争中，共产党发挥了积极作用，“直接领导炸毁著名的久留米油库，炸死日兵10余名，重伤20余名，焚去可供日寇平时6年需用的汽油。”同时“还领导了雾社高山族人的反征兵暴动，以及破坏日寇军需生产、破坏铁路交通等斗争。”历经无数次政治、文化斗争失败后，台湾民众更加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们常常以“征兵参战”为契机，夺取枪械进行武装抗日斗争。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壮丁300人被征入伍，准备开赴大陆战场，在领得枪械后，立即“哗变”，当场倒戈，消灭日寇30名，在随后的激战中又消灭日寇145名，然后持械退入山中开展游击战。此类事件，台北、高雄甚至在日军机关中均有发生。这些无不表明，在祖国大陆抗日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台湾人民发挥了高度的勇气与智慧，为实现光复、回归祖国，与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恳请祖国政府收复台湾。早在1939年6月，台湾有关革命党就曾经再三呼吁国民党政府：“向政府请求设置台湾参议员”，“希望在祖国领导下成立光复军”。同年4月，台盟会在重庆发起“复土复省运动”。在“台湾日”宣传大会上，台盟会常务理事宋裴如发表演讲，表达了广大台湾同胞盼望台湾回归祖国的强烈心声：“我们今天的要求(目标)很简单，台湾和别的沦陷区不同，600万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国的温暖的怀抱来。我们很清楚，我们除了这条路以外，更没有别的路可走!同时，我们有权利要求祖国表示收回台湾的决心，宣布台湾是一块失土，和其他沦陷省份一样看待……”“老实说，收复台湾失地，已不只是台湾人民的责任，而是全国同胞的共同责任，我们非常诚恳的要求党政当局及祖国同胞负起这种共同的责任。”
     50年的历史证明：在抗日战争中，台湾同胞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展现了台湾民众世代相传、爱国爱乡的强烈情感和不屈的性格，证明台湾民众是在特殊环境下成长的英雄人民，是祖国的好儿女。他们的牺牲、奋斗，为祖国、为中华民族争得了尊严。在新世纪新阶段，同源、同根、同种、同文的所有炎黄子孙都应以史为鉴，认同祖国，同形形色色的“台独”活动作坚决斗争，共同维护华夏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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