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的结合曾是当时的一段佳话。蒋碧微生于宜兴的望族，宜兴南门大人巷里的蒋宅高墙巍峨，连绵数进，据说是当时宜兴城里最大的房子。蒋碧微是蒋家的次女，本名棠珍，1916年其父蒋梅笙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蒋碧微随父在上海读书。当时徐悲鸿从家乡宜兴到上海发展，经人介绍去拜访这位前辈乡贤，徐悲鸿的人品才貌不但深得这位前辈的赏识，也赢得了蒋碧微的芳心。可惜的是，蒋碧微在13岁时就由其堂姐做主，许配给了苏州的查紫含。但生长在封建大家庭的蒋碧微却有勇气与出身寒微而且是丧妻的徐悲鸿悄悄恋爱起来。后来徐悲鸿得到哈同总管姬觉弥的一笔资助去日本留学，这位蒋二小姐跟着偷偷到了日本。在去日本的大海上，徐悲鸿将刻有“碧微”二字的水晶戒戴到她的手指上，“蒋棠珍”由此成了“蒋碧微”，时年18岁。女儿和人私奔，对名门望族的蒋家来说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况且也不好向已经定亲的查家交代。蒋家无奈之下，只得宣称蒋棠珍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兴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免起疑心，棺材里放进了石头。多少年后，宜兴城里对此事还是津津乐道。在日本，在欧洲，蒋碧微和徐悲鸿度过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徐悲鸿作于法国的油画《吹萧》中吹箫的女子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而这女子的原型就是蒋碧微。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徐悲鸿在美术界建立起了他的赫赫声名。

生活安定之后，特别是住进了傅厚岗的公馆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显露出来。他们两个不但性情不和，生活态度也迥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对他们这样的两个人来说，能“共苦”而不能“同甘”有其必然性，往往与忘恩负仪义无关。“苦”时，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为了一段时期内共同的生活目标，双方的矛盾被掩盖。一旦一方功成名就，苦尽甘来，差异凸现，磨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2001年9月14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徐悲鸿专题，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女儿谈起她对父母的印象，态度非常诚恳。她谈话的大意是：父亲生活非常简朴，基本上是棉衫外加长衫，皮鞋实在不能再穿了，就到旧货摊上去买，而对艺术却是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花再多的钱也再所不惜。而母亲的穿着却超过了讲究的层次;喜欢请客，一请就是很多桌，她是把沙龙夫人的一套搬到家中来了。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态度的巨大反差，他们之间的龃龉和情感危机主要发生在傅厚岗4号的公馆中。清官难断家务事，徐、蒋孰是孰非外人恐难评说，大概也只有公馆知道了，傅厚岗4号目睹、见证了一切。所谓“家人”，“家”和“人”是连在一块儿的，人不和，再美的房子也是徒然。不和之人即使住在宫殿里，也避免不了家庭事件的发生。

蒋碧微

       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时，对女学生孙多慈的艺术才能颇为欣赏，师生感情甚笃。蒋碧微认为徐悲鸿移情于孙，背叛了她的感情，自然是不能容忍，大吵大闹，弄得满城风雨。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以作为点缀新居庭院之用，本也无可厚非，用心也颇为不俗。蒋碧微得知此事，无法容忍，大发雷霆，竟令佣人折苗为薪。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面对这种事，自然是痛心不已，遂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这是艺术家徐悲鸿的纪念方式，也是他的反抗方式。于公，他将公馆命名为“危巢”;于私，他又称之为“无枫堂”，可见傅厚岗这座公馆在他心上留下的伤痛。

两人政治上也有分野。蒋碧微和张道藩曾劝徐悲鸿为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蒋介石画像，徐悲鸿就是不肯。不但如此，徐悲鸿还到处奔走，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田汉营救出狱，安排住在自己的公馆中;田汉出狱后继续进行抗日戏剧运动，徐悲鸿政治上又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离家出走，在广西等地游览、创作，并且组织义卖，为抗战筹集资金。他在广西不但为当时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画像，还在《广西日报》上撰文，指责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蒋碧微在张道藩的影响下，希望徐改变反蒋态度，并亲赴桂林说服徐悲鸿，遭拒绝后，两人又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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