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悲鸿又曾与孙多慈相聚，但因孙的父亲反对，二人无奈地分手，孙后来经人撮合嫁给了当时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徐、孙从此天各一方，偶尔有书信来往，再以后连音信也断了。“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徐悲鸿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与孙多慈分手后的苦楚。孙多慈在赠徐悲鸿的诗中有这样两首：“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树。伤心家园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幽怨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在北京英年早逝，时在台湾师大艺术系任教的孙多慈得知这一消息，悲痛万分，为恩师守了三年孝。

抗战期间，徐悲鸿多次努力和蒋碧微和好，甚至满面流泪地乞求，但因为蒋碧微正与张道藩爱得如火如荼，对徐悲鸿有的只是嫌恶，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蒋碧微将她在重庆的住室名为“宗荫室”，“宗”是张道藩给蒋碧微写情书时专用的名字，“宗荫室”怎么能接纳徐悲鸿呢?后来二人终于在重庆协议离婚，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一百万的赡养费和一百幅画。徐悲鸿后来还将油画《琴课》送给了蒋碧微，此画亦作于法国，画的是蒋碧微在巴黎练习小提琴的情景，是蒋碧微特别喜欢的一幅画。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连到公馆凭吊往事的机会都没有了。傅厚岗公馆的房子和地皮当时都是用儿子伯阳的名义在市政府登记的，二人离婚时并未提到房子的事，蒋碧微是儿子的监护人，自认为“有权处理这幢房子”，徐悲鸿也一直没有提出房子问题，公馆因此实际上成了蒋碧微一个人的房产。抗战胜利后，张道藩先回南京，曾特地为蒋碧微到傅厚岗去查看房子，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蒋碧薇。蒋碧微从重庆回到南京，与女儿两人住在公馆里，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两母女住在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不免感到相当的冷清。尤其回忆前尘往事，当年筹建新屋时的兴奋欢欣，一家团聚的和乐融融，仿佛都在眼前，又仿佛距离已远。如今华屋依旧，人事全非……”蒋碧微后来将公馆略加修缮，高价出租给了法国新闻处，自己则在院内的空地上另盖了一座新楼，与她出双入对的已经换了国民党要员张道藩。

徐悲鸿与蒋碧微

我曾从电视上看到徐悲鸿和蒋碧微在傅厚岗公馆门前的合影，想想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的欢悲合离，心中不由得隐隐作痛。蒋碧微写《蒋碧微回忆录》时说：“我以‘真实’为出发点，怀着虔诚之心，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我半生的际遇，我一心坦荡，只有衷诚感恩之念，毫无睚眦必报之心，我在我的回忆录中抒写我所敬、我所爱、我所感、我所念的一切人与事，我深信我不会损害到任何一位与我相关的人。”睚眦必报，蒋碧微倒是没有，但“感恩”却也谈不上。蒋碧微总结她与徐悲鸿一起走过的岁月，说：“如此我从18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20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和厄难……”(《蒋碧微回忆录》)这哪还有对人世的“感恩”?仅从徐悲鸿以蒋碧薇为模特所作的画像中(大概有七幅，除了上面提到的《萧声》、《琴课》外，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我就能读到徐悲鸿对蒋碧微的脉脉深情，或者说是曾经有过的脉脉深情。男女感情一旦破裂，心中难免怨恨，但就此否定以往的一切，心未免太恨了一点。从中国古代的怨妇诗一直到如今女作者回忆自己消失了的爱情的散文，我读到的只有怨恨，没有感恩。好在从男性作者的同类文章中，我还时常能读到忏悔和感激，我因此对人世间的男女之情不至于太失望。

1946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蒋碧微以社会贤达身份当上国大代表，这可能与张道藩的举荐有关。据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换不同的新装，而且色彩艳丽，虽然她已是半老徐娘。与张道藩过从甚密，也是许多报纸的花絮新闻。有家报纸在花絮里还写到她在休息室里和别人唱和，其中有这样两联：一是“秋水长天同碧色，落霞孤骛逐微风。”一是“天黏芳草碧，山抹暮云微。”两联都嵌入了“碧微”二字，前者化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后者化秦观词《满庭芳》。这个蒋碧微实在不是等闲女子。在傅厚岗公馆，蒋碧微时常还是免不了要大宴宾客的，除了张道藩外，胡小石、宗白华、陈之佛、潘公展、傅抱石等都是她家的座上客，这些也都是徐悲鸿的朋友或学生，但是这样的聚会原来的男主人徐悲鸿是没法参加了，所谓“围炉共话少一人”!

徐悲鸿和蒋碧微生有一子一女，离婚后随蒋碧薇生活，但由于家庭变故，蒋碧薇又与张道藩相恋，儿子伯阳和女儿丽丽先后离家出走，1949年都留在了大陆。解放军攻克南京时，女儿徐丽丽由共产党派到南京参加接受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傅厚岗公馆已经人去楼空，蒋碧微只身去了台湾，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未与徐悲鸿和一双儿女有过联系。去台后，张道藩对她也逐渐冷淡，蒋碧微在孤寂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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