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内马占山力劝张学良同新疆盛世才结盟“联苏联共”
     当中共高层领导人聚会懋功两河口，确定立足西北，接通苏联援助的国际大通道的时候，时任国民党“西北地区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加快了业已开始的“打通西北通道，争取苏联援助”的步伐。
     1935年4月的武昌城，虽说不上热浪滚滚，可也不像东北那样依旧春意绵绵。在马占山下榻的公寓内，张学良和马占山畅谈了好几个昼夜。期间马占山曾经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到:“我的张副总司令，这么大热的天气，你让官兵们怎么'剿匪'？他们可都是打咱们东北来的呀！”
     马占山没有就“义勇军战败”之事责难张学良，而是坦诚的指出了在他看来张不该犯的三个错误:一是不该在对蒋介石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匆忙“易帜”，拥护南京政府。二是不该在“九·一八”事变后，绝对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这一点就是张大帅（张作霖）活着的话也不会允许的”，“蒋介石的势力不在东北，他当然无所谓，咱们可就不同”。三是不该回国后宣扬法西斯主义，听从蒋的调遣“剿匪”、“剿共”。“共产党有什么不好，苏联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吗？这次官兵们（指义勇军）战败，蒋介石不管，国民政府连个屁都不敢放，最后还不是人家苏联人帮了忙，让官兵们过去避难”。马占山讲到第三点时，张学良显得有点激动，他时而问马:“义勇军到底还有多少人活着？听说撤退中不少人被冻死了，是不是真的？”并感叹:“我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没有脸回去见东北民众了。”得知义勇军绝大部分官兵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已安全回到了新疆时，张学良再次流露出对苏联的感激之情:“苏联人帮了我们东北军的忙啊！”
     马占山没有坚持要张学良完全脱离蒋介石，“能够在南京政府中占据要职，对东北军今后的发展也许还有好处”。但马占山针对张学良在拥蒋的旗帜下又想单独在抗日战场上有所作为的想法，尖锐的指出:要抗日就得联苏、联共，现在惟一能够给我们抗日帮上忙的只有苏联，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又是紧密联系的。没有苏联帮助，抗日不会有好的结果，没有共产党的支持配合，很难取得苏联的真心帮助。马占山还风趣地对张学良说:“要打小鼻子（日本），没有大鼻子（苏联）支持怎么能行？北伐战争、冯玉祥五原誓师、新疆盛世才平定内乱，哪一个没有苏联人的帮助？！”

     张学良与马占山武昌会谈后，中国的时局仍在扑朔迷离的变化着。此前，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重点围剿的中共“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开始向川西北的方向发展。6月，几乎在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一部到达陕甘交界区域同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也翻越了川西北的夹金山，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不断调整的“围歼红军军事计划”已事实上破产。而最让张学良忧心的是，突破重围的红军全都来到了他的防区，不论是否情愿，他都处在了与红军作战的最前沿。
     这年12月，再次被“剿共”搞得晕头转向的张学良，在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旋即乘机来到上海，同他的故旧因宣传抗日而被国民党囚禁的杜重远商榷东北军今后发展的大计，杜重远力主张学良开通苏联援华抗日西北大通道。
     同杜重远会晤后，张学良紧接着又会见了滞留上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李也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争取苏联援助抗日是很重要的，苏联援助抗日最佳路线选择只能是西北而不是东北，也不是华北。他的看法是:通过华北援华抗日必须经过蒙古，而蒙方是否愿意还是个未知数。另外，华北靠近前线，苏方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大会愿意接受，即便开通了也不利于保持运输线的畅通。东北就更不用说，在日军完全占领的情况下，透过这里援助那不就是等于对日公开宣战？苏联说什么也不会冒这个代价。西北就不同，远离前线，日军鞭长莫及。
     李杜和杜重远近乎完全一致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经甘肃和新疆取得苏联援助的信心，加之李非常热心地为张学良同共产党和苏联的联系牵线，随后不久张学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联系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同中共代表李克农秘密会晤中提出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涉及到“大通道”:“红军东征抗日势单力薄，为什么不争取同是共产党的苏联支持？”“如何尽快同苏联取得联系，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4月8日，在张学良第二次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会谈达成的若干协议中，再次肯定了第一次会晤中达成的“双方共派代表赴苏联寻求支援”，“由东北军派代表赴新疆同盛世才协商苏联援助的通道问题”。
     同中共第二次会谈后不久，张学良即派出其高级幕僚“西北剿匪总部”上校秘书栗又文（盛世才的同乡好友）、东北军一○五师的旅长董彦平（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二人赴新疆同盛世才筹划“苏援大通道”的事宜，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的20多天，栗又文才回到西安，董彦平仍在新疆和盛世才协商。栗到新疆后，经常是含泪倾听义勇军官兵要求重回东北抗日诉求的，同时他也对当时新疆在苏联支持下的进步景象感同身受，对联苏抗日充满期待。栗又文回到西安后同张学良的谈话，包括滞留新疆的义勇军官兵强烈抗日的愿望，对于张学良随后不久发动的西安事变产生很大影响。
     西安事变后不久，杜重远也只身前往新疆，开始了在他看来最有希望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西北国际大通道”艰难之旅。尽管翻云覆雨的盛世才不久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投入监狱，但他始终认为:拯救东北民众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惟有开通苏联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大通道”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