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苏军库兹涅佐夫上校驱车从张北来到张家口，向平北军队表示祝贺，段苏权陪同巡视了张家口。张家口是八路军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日伪手中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
     “活北京”、“北京活化石”、中国“申遗第一人”……这些是研究了大半辈子北京历史地理的侯仁之所获的赞誉。他倾毕生精力，研究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等问题，对北京旧城改造、城市规划及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而他与北京城的渊源还不止于此，时光将我们带回七八十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
     买鸡请客收编土匪
     (一)
     1940年春，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刚结束不久，段苏权又踏上了前往萧克领导的冀热察挺进军参加战斗的征程。在宛平县野三坡的山南村，段苏权向萧克报到，准备率部挺进平北。临行前，萧克拉着他的手说：“你这次是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可要闹他个天翻地覆啊！”
     段苏权到达平北后，遵照挺进军制定的“隐蔽发展，不过分刺激敌人”的斗争方针，决定加强统战工作以打开局面。各部队派出大量干部组织地方工作团，联络各地联庄会(平北地主武装力量)，收集民间枪支，组织抗日武装。段苏权再三强调，对当地武装的争取不可强逼硬来，必须有步骤进行，要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说服和动员工作。
     当时有支“水字杆”土匪，领头的叫袁水，是丰宁县人，因不堪忍受恶霸地主欺压才上山为匪。这人虽为土匪，但很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自己的“水字杆”定下三条纪律：一不许奸淫妇女，胡作非为；二不许祸害百姓；三不许绑票，要打日本，打据点，抓汉奸。段苏权从平北10团团长白乙化那里了解到这个情况，决定会一会袁水。

     见面那天，袁水头戴小瓜帽，身穿布褂子，腰里别着驳壳枪，走起路来晃悠悠。段苏权心想：他们在山里随便惯了，有点“油条”习气在所难免。他没有以貌取人，而是迎上前去，把对方让进屋，一阵寒暄，以礼相待。段苏权对袁水详细讲解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主张与政策，并真诚邀请袁水与八路军共同抗日，保家卫国。随后，还挽留袁水吃了晚饭，在当时部队艰苦的条件下特意为他买了一只鸡。袁水对此甚为感动，回去后跟自己的弟兄们说：“我乍见到八路军，心里很不踏实。可是这次见到段主任，他身上不带枪，说话也很和气，一点架子也没有，咱们也就放心了。”
     段苏权与袁水的这次会面场景和袁水的话传了出去，在平北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地联庄会的头领和土匪头目对段苏权本人、对八路军都产生了好感。延庆的姬永明带着联庄会的7挺轻机枪、100多支步枪和上万发子弹加入抗日队伍，编为龙(关)延(庆)怀(来)联合县游击大队(后又整编为平北游击支队一大队)。此后，延庆县自卫团团长张华，赤城县联庄会头目岳国良、李恩也相继响应八路军的号召，率队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连土匪头子李秉元也带着队伍下山，被整编到平北游击支队七中队。这样一来，平北游击支队短时间内从几百人一下子增加到了一千多人。
     组建骑兵反击“扫荡”
     (二)
     1941年，在百团大战中吃尽苦头的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全面大“扫荡”，刚刚开辟的平北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
     5月中旬，在取得春季反“扫荡”斗争阶段胜利基础上，段苏权率领平北军分区指挥机关和平北游击队，跳出敌人的“扫荡”圈，越过长城，准备攻打独石口日伪据点。在休息做饭时，他从当地干部口中得知独石口日伪据点防守严密，而崇礼境内的狮子沟伪警察据点防守松懈，便立即决定改变计划，率队奔袭狮子沟。第二天黎明战斗打响，用了两个多小时，击毙日本指挥官渡边，端掉了据点，俘虏了伪警察署长在内的30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30多支、战马40多匹。
     回到中心区后，段苏权用缴获的马匹和枪支，组建起了平北军分区第一支骑兵部队——平北游击支队骑兵队。
     段苏权对骑兵队的成长倾注了极大的关心，部队不断壮大，到年底，成为骑兵大队，是开辟坝上草原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1942年5月，段苏权到毛东庙去看望骑兵大队时，得知日伪骑兵由3辆装甲车开路，从宝源县城向附近8团驻地炮台营子开去。段苏权亲率骑兵大队立即前去引开敌人的装甲车，减轻8团的压力。骑兵在草原上虽有一定战斗力，但与装甲车比起来却毫无优势可言。骑兵大队为了牵制住敌军，边打边往南边山地撤，一路厮杀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到五十多里远的一个坡度较大的山地，摆脱了装甲车的纠缠。天黑了，段苏权担心着8团的安危，不顾一天战斗的疲劳带着骑兵大队连夜寻找，终于在第二天清晨与8团会合。两军会合不久，日伪装甲车和骑兵又来了。段苏权指挥两支部队协同作战，骑兵负责对付装甲车，步兵对付敌人的骑兵。这次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他们始终没让敌人占据上风。对方见不好对付，便悻悻而退。最终，日伪军在“扫荡”了28天毫无所获后不得不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