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早年经历

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寿，字星杓。后因应考，改名奎绶。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校间，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为作人，号朴士。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虽然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是《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留学回国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

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抗战时期

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

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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