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致敌，军统南京区遭重创
     在叛徒陈明楚投敌之前，南京区策划和实施了很多次针对汉奸和日寇的行动。军统的组织严密，日伪多次试图破坏，均没有得逞。堡垒最终还是从内部被攻破了。
     汪伪“特工总部”的大小特务原先就有很多来自中统、军统，这批投敌分子恰恰是汪伪特工总部的骨干。他们落水后，牵连了一大批中统和军统特务落水。南京区被日伪破获，就是原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陈明楚投敌导致的。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1937年底从南京区调到上海区，担任助理书记。1939年初，他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他的同乡，时任军统南京区专员的谭文质在其拉拢下投敌。他们大肆出卖军统南京区、上海区的组织，军统留守南京和上海的大批特工被汪伪“特工总部”抓捕。谭文质成为南京区的“犹大”，交出了当时南京区的留守成员名单。汪伪特工们按图索骥，钱新民、尚振声、卜玉琳等骨干分子首先被捕。
     1940年11月15日下午，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的手下林焕芝发现钱新民现身上海，正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林焕芝一面留守盯死钱新民，一面派人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召唤大批汪伪特务前来增援。
     钱新民没有发觉异样情况，等他理完发下楼，已经走不了了，出路都被特务堵死。钱新民落入76号手中。由于他随身携带了通讯录，76号的汉奸特务们根据通讯录上的电话和地址展开大搜捕。军统南京区在沪书记室人员大都被捕。76号将他们押往南京，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下设的南京区监狱，由汪伪特务头子马啸天、苏成德亲自审讯。

     尚振声的得力助手、时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卜玉琳被抓到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关押。卜玉琳出身天津巨富之家，是北洋纱厂的少东家。少有报国之志，毕业于北洋大学，为人精明干练，沉默寡言，尽忠职守。抗战爆发前入军统特训班受训，毕业后先到汉口工作，后调任南京区政治组组长。
     卜玉琳是南京毒酒案的关键人物，日伪希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但卜玉琳从从入狱之日起就开始绝食，没过多久即悲壮成仁，时年34岁。卜玉琳去世后不久，军统南京区行动总队大队长王愈也牺牲。
     大批潜伏特工暴露
     拔出萝卜带出泥，汪伪特务无所不用其极，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对一些意志不坚定者颇见成效。
     汪伪特工总部顺藤摸瓜，一举捕获潜伏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京沪铁路与沪杭甬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李达三、军统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等，并且逮捕了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军统人员黄光逸和邵明贤。黄逸光和邵明贤都是军统高级特工，平时只与钱新民保持单线联系。
     黄逸光与汪精卫有旧，打入汪伪内部的目的就是伺机刺杀汪精卫。黄逸光原籍广东赤溪，墨西哥华侨，曾在墨西哥只身搏虎。黄逸光爱好旅行，1935年，他与好友结伴徒步环游世界，途经巴黎，在欢迎会上见到了汪精卫，两人由此相识。
     1938年，他在非洲旅行期间，听闻南京沦陷，立即中断旅行计划，不远万里，乘船火速赶回祖国，在汉口再度遇到汪精卫，急切地表达了抗日愿望。此时的汪精卫尚有与日本抗争之心，留黄逸光在家中住下，写信推荐他到昆明航校受训，并赠路费。在昆明航校学习期间，黄逸光因身体条件不太适合，只能转做地勤人员。
     汪精卫出逃河内之后，汪精卫的舅爷陈耀祖给黄逸光写来密信，核心内容是希望他在空军内运动，鼓动空军将士参加“和平运动”。对汪精卫投敌深恶痛疾的黄逸光深明大义，是非分明，当即将密信交给上级。由此，军统得知了他与汪精卫的特殊关系。
     黄逸光不愿做默默无闻的地勤人员，主动请缨，希望能够上战场杀敌。军统几次制裁汪精卫都失了手，征求黄逸光的意见后，希望他打入汪伪内部。黄逸光慨然应诺。
     在军统的安排下，黄逸光“出逃”南京，投身“和平运动”。汪精卫没有忘记这位“忘年交”，亲自召见，抚慰有加，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希望他发挥“航空”专长，帮助建立汪伪的空军队伍。黄逸光先后被任命为汪伪“教育部”专员、“宣传部”编审、汪伪“航空委员会”委员。
     邵明贤出身杭州警官学校，是汪伪大员梅思平的老部下。梅思平在汪伪的巨奸当中，帮手不多，所以无法与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拥趸众多的汉奸抗衡。当了汉奸之后，梅思平给邵明贤写了一封密信，核心内容是“希望邵明贤参加和平运动，如能前来南京，必将委以重任云云”。邵明贤当时正在贵阳训练警察，戴笠在抗战时期插手全国警政系统，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同样深明大义、是非分明的邵明贤，主动将密信上报，并提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汪伪内部—他也想伺机刺杀汪精卫。戴笠喜出望外，当即批准。
     1939年冬天，邵明贤全家到达上海。梅思平迫不及待地安排他担任了“浙江省党部”书记长，随后又把他提拔为“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邵明贤深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护，将军统南京区的秘密电台放在了自己的宿舍里。汪伪“中央党部”占据的办公场所，就是位于湖南路上原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职工宿舍就在路对面。
     黄逸光和邵明贤利用自己在汪伪中的地位，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有价值的日伪情报送交钱新民，居功至伟。黄逸光在1940年11月19日被捕，他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伪恼羞成怒，12月17日将他杀害。黄逸光罹难前索要笔墨，慨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同日，邵明贤也就义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