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带兵之日起，就决心要练成一支全新的能战的部队。这种愿望的迫切产生，在于他对绿营弊端的深切感受与极端痛恨。他认为绿营的不可救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①由此他认为：“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使补额兵。”②

绿营之弊诚然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的痼弊，而革旧鼎新又谈何容易?再说，编练新勇以代替国家经制兵的八旗绿营(哪怕是在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也与皇帝的原意相去甚远。清朝统治者的初衷，是把团练当作一剂应急药物来服用的。虽然他们也深知旗绿部队的无用，但八旗毕竟贴心得紧，不用担心控制不灵;八旗绿营制度由来已久，改革祖宗之制阻力既大，又非短时之功，习惯了“急来抱佛脚，雨过忘雷声”的大清政府，在扑灭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战争中看到团练的力量，认定了这只“佛脚”，寄希望于它在国家有事时可以招之即来，天下太平时又可以挥之即去;不用担心经济上的负担，不用顾虑军事上的失控，真是一举多得!岂不知，面对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大、建立了牢固根据地、进退自如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传统意义上的团练只靠“保甲相连”、“坚壁清野”的老办法，已经难以发挥作用。八旗和绿营的改造既然一时难以实现，那么，在传统团练的基础上训练一支介于两者之间的勇营队伍，革除旗绿之弊端，练成能战之锐旅，才不失为明智之举。曾国藩就是在这一历史时刻敏锐地抓住了问题关键的那个人。

咸丰二三年间，先后奉上谕担任团练大臣的官员有43人之多，而最终成就大功的，只有曾国藩一个。曾国藩不是落实皇帝谕旨最严格的那一个，他在实践中渐渐背离了朝廷的初衷，离开团练建成了一支经制兵之外的准正规军;曾国藩也不是最幸运的那一个，他用破心机，几经曲折，饱尝艰辛，才成功地带出了一支清政府不得不倚重的湘军劲旅。湘军成功了，它从不起眼的地方团练而成为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清廷疑忌而又不得不依赖的部队。这支成功交响乐，由“三部曲”乐章构成：另起炉灶，促练大团;避走衡阳，练成劲旅;独当一面，席卷两湖。

另起炉灶，促练大团。曾国藩奉命进驻省城时的任务有二：一是“团练乡民”，二是“搜查土匪”。与练兵有关的是“团练乡民”，而这个团练，原来不过是以各府县团练为基础，以保甲地方、维护治安为主要任务，距离一支能够独立作战部队的要求相去甚远。曾国藩在受命之初，就决心另起炉灶，按照自己的想法带出一支全新的部队来。他在初到长沙后的一份奏折中，就把“团”与“练”区分开来：“团练二字宜分开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留容匪人，一言以尽之矣。练则制械选丁，请师造旗，为费较多”，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①按照惯例，团练本应该于各个地方就近训练和执行任务，省城防卫和重大军事行动仍然靠绿营，曾国藩提出在省城组建大团，实际上就是在省防绿营之外另起炉灶，组建一支新军，这显然与朝廷的初衷相背。但病急乱投医的大清统治者似乎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不同，批示道：“知道。悉心办理，以资防剿。”②于是乎，罗泽南、王等各地团练队伍陆续来到长沙，在曾国藩的指导下，开始了正规化的训练，并不断派出部队到各地攻剿会党、农民起义。1853年春夏间，江忠源部楚军会同湘军，先后在常宁、阳山、衡山、永兴、茶陵等地参加对起义军作战。到1853年7月下旬，曾国藩负责编练的湘军，已有罗泽南的中营、王纮的左营、邹寿璋的右营、塔齐布的辰营，以及周凤山、储玫躬、曾贞干等各自统带一营，兵员总数由初设大团时的1000余人扩大到4000人左右。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