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走衡阳，练成劲旅。一个古今中外通用的规律是，肯办事者总是要惹出很多麻烦，要想办成事，就必须善于处理各种麻烦。曾国藩放弃守制，出山办事，正是踌躇满志大展手脚的时候，颇有一股“了却君王天下事，哪管闲人论短长”的味道。在省城长沙，他一方面办“大团”、练新军，一方面设“审案局”、查“土匪”。事实上，他这个团练大臣的职责是很模糊的，可伸可缩，可大可小，“圣谕”没有明确地细化，全靠自己在办事中把握。问题在于，湖南地方既有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管理行政、刑事，又有提督等负责军事;曾国藩设局审案、动辄杀人，难免与地方官吏引起冲突;他又组织绿营与湘勇合训，三八会操，酷暑不停，绿营的“老爷兵”自然难耐其苦，提督鲍起豹则怨其越职侵权。偏偏曾国藩使出强梁作风，以为自己一心办事，对于那些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而又阻拦改革的贪官庸吏大加弹劾，越过湖南巡抚骆秉章，弹劾了副将清德，使其被革职拿问，又保举心向湘军的绿营参将、旗人塔齐布。以上矛盾日渐积累，终于导致绿营和湘军的正面冲突不断，直至绿营兵包围曾公馆闹事，弄到难以收场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长沙，以“就近剿匪”的名义，移军衡州专事练兵。至于为什么没有向皇帝告状，他自己粉饰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于心未安也。”实际的情况是，长沙是矛盾丛生之地，曾国藩与地方军政大员的关系已难以为继，要继续练兵，矛盾仍然不会减少，与其在矛盾中心挣扎，不如退居边缘专心练兵，以求有所成效。再则，巡抚、提督等人不同于一个区区副将，即使曾国藩告到皇帝面前，朝廷会不会为了一些本就无所谓谁对谁错的问题和一个在籍的前二品侍郎，就去处分地方大员?显然未必。事实证明曾国藩避走衡州一着棋是走对了，在衡州他打着为江忠源添练兵源的旗号，扩招勇丁，统一编制，勤加训练，又花大力气筹建了湘军水师。半年后，湘军北上作战时，水师已有大小战船360余号，水陆官兵及丁夫等共计17000余人，军容严整，令长沙诸公耳目一新。

独当一面，席卷两湖。曾国藩不但善于避开矛盾、专心办事，更善于通览全局、把握关键。他敏锐地观察到绿营兵不可用，必须在绿营之外单练一支新军;要消灭太平军，必须浮江东下，必须面对太平军的水营，因此也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湘军水师与之对抗;主张湘、鄂、皖、赣四省联防，先后推江忠源、吴文镕主持大局。当太平军西征取得辉煌战果时，江忠源、吴文镕先后战死，长江中游的绿营主力已经或败或散，放眼两湖，能战的“生力军”舍曾国藩其谁?水师更是非湘军莫属。1854年2月25日，当年在长沙受够了鸟气的曾国藩，终于在皇帝三番五次的催促下，在长沙军民望之如甘霖、倚之如长城的渴盼中，威风凛凛地率军北上了。经过近一年互有胜负的征战，湘军席卷两湖、进军皖赣，收复了武昌等大城市和田家镇等要地，给屡屡战败的清政府打上了一剂强心针。这时的湘军，也已经羽翼丰满，成为与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并列的主力部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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