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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的农、工、商业发展 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是从“减租减息”开始的。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出台《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热情。征收累进税，既公平了税源，也减轻了农民负担。1938年2月21日，边区政府出台《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鼓励农民垦荒从法律上保证垦荒者“无租垦种”的土地所有权。随后的1939年，又颁布了《禁山办法》，规定五十度以上之山坡，由区村公所按轻重缓急逐年禁山，保持土壤。经过八年的努力，1945年时，边区仅新成水田和受益田就达213.7万亩，估计年增产粮食达百万石以上。此外，还有鼓励良种的种植，请经验丰富的老农民讲课，积极加强对农业的贷款等等。晋察冀边区银行农贷占放款总额的34.9%。既然手里有了粮食，“土八路”就可以进行货币战中的“粮食战”了。 “土八路”所到之处，多为农村，没什么工业。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土八路”开始着手发展简单的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毕竟在战争环境下第一要务是打击敌人，保证绝大多数人能活下去。边区工业基础薄弱，但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别处无法比拟的——那就是靠近教育发达地区。不幸被日寇俘虏，并最终壮烈殉国的门本忠，是爆破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原为清华大学的技术员;胡达佛曾留法学机工;张方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韦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任一宇曾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电力;还有很多从天津、河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自愿到边区从事军工生产。除了从事军工生产，他们还积极研发民用产品，替代日伪产品。有了人，才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能创造任何奇迹。边区于1941年7月至1942年3月先后颁布《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关于奖励技术发明的指示信》和《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从制度上对生产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予以照顾，对他们所做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奖励。对发明创造了边区不能生产而需要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边区还会给予贷款支持。 根据1945年2月的统计数据，边区所需军工材料，除常用的水银、肥田粉、卫生球、碱面等还需从敌占区购买外，其余如火硝、硫磺、生铁、黄腊、棉花、铁轨、大铜元、制钱、碎铜、锡、铅、银、碳、石炭和动、植物油均可自给。自给价值和边币达162751130元。  1938年4月21日，边区开设了第一个公司裕民公司。但它失败了。原因有很多，包括“土八路”缺乏商业经验、财务制度不健全等，但最关键的，是犯了“与民争利”这个错误。1938年秋季，反扫荡结束，裕民公司关门。从1939年4月起，各县普遍成立贸易局，但由于管理不好，于是又成立边区贸易管理局。贸易管理局的任务包括：加强贸易机关、统制对外贸易，活跃内部贸易，办理商人登记与商业登记等等。为了加强贸易机关，边区政府规定：未建立贸易局之专区，应建立贸易局;同时鼓励私人向专区、县贸易局投资等;贸易局与税务局分离不易于出入口管理，故于1941年4月1日将税务局与贸易局合并;为了与游击区、敌占区进行商业往来，1941年8月各专区贸易局全部改成公营商店。1941年1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会议上作《关于财产生产等问题的结论》的报告，特别指出：“对外贸易要统制，但是应由政府限制必须品出口，鼓励必需品入口，限制非必需品入口……境内贸易应完全自由，允许自由竞争。”为了弥补财政困难，边区政府欢迎私人向公营商店投资。公营商店的主要任务则包括：对外办理出入口和对内调剂市场，平抑物价;经营的货物种类主要是粮食、棉布、食盐、火柴与军需品，及其他人民所必须的，或出口所必须的商品，原则上不进行零售;在秋季粮食丰收收购，以免谷贱伤农;在春荒的时候卖储备粮，平抑粮价，既调剂了商品，还稳定了物价。边区的贸易原则为：对外管制，对内自由。粮食、棉花绝对禁止出口，包括能做枕木的木材;而奢侈品严禁入口，比如雪花膏、洋布、钢笔等等。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展开。 边区政府还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其中包括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对于合作社边区政委程子华说：“用合作社的活动来教育农民，使他们了解进行合作经济事业，比分散的个体经济有利。用群众经济上的利益，达到政治上巩固群众组织的任务。”没有组织，再多的人也只是乌合之众。只有组织起来，群众才能成为抗日的铜墙铁壁。合作社在对敌货币战中发挥了不可小窥的作用。有了自给自足的工农业、健全的贸易机关、正确的经济思想、自主发行的货币和组织起来的人民，货币战的大幕徐徐拉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