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件是“擒孟获”。

诸葛亮治小家也许还凑合，所以他的《诫子书》才比较有名，但是治国就差远了，打仗尤其不行，经常是小赢大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以诸葛亮在军事上那点儿可怜的所谓才华，他劳师远征深入不毛，平时反复强调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软实力无一具备，想要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内(从“五月渡泸”到当年秋班师回朝)在七个不同的地方(覆盖当时云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七擒孟获”，而且是在当时云南的广大地理环境和恶劣交通条件下，诸葛亮想要玩杂耍般轻易地捉了又放、放了又捉树大根深叶茂的“地头蛇”孟获，无异于天方夜谭，骂死张一一先生也不会相信，好在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语言学校，诸葛亮从中看到了“语言不通”的美丽商机，于是乎乐得信口开河，随机发明个“七擒孟获”的电视连续剧出来狠狠地自我炒作一番，倘是换了少数民族都会讲国语的今天，张一一先生料必诸葛亮这厮断断不敢瞒天过海，编造出这所谓“七擒孟获”的鬼话连篇来。

第八件是“工作狂”。

诸葛亮的一生，是炒作的一生，到后来他良心发现，想一想真是白白辜负了刘备三顾茅庐和白帝城托孤的知遇之恩和君臣大义，自己这几十年来竟是没有为蜀汉王朝干一点什么实事，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功劳，于是就只能在工作态度上做文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是诸葛亮率先炒作出来的。

      只有像诸葛亮这样根本没有什么才干，也没有什么功绩的炒作大王，才会自我标榜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会“事必躬亲，夙兴夜寐”，才会“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但态度是一回事，效益分明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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