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的最强声

郑毓秀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律师，这个荣誉实至名归。在当时，虽然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已有所提高，可以从事各种自由职业，但律师这个职业，一直是女性的禁区，比如1915年司法部颁布的章程，其中明确规定律师应为“中华民国之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讲，法律规定中的“应该”其实就是必须的意思，如此明文规定的“性别歧视”，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传统。

虽然规定如此，但总有办法。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后，郑毓秀发现，作为一名取得法国律师牌照的中国人，她可以在法国租界的法庭出现。于是，郑毓秀成为涉足这一禁区的第一个中国女性。

随着经手的案件越来越多，郑毓秀逐渐成为当时数得着的大律师。比如当时名噪一时的梅兰芳孟小冬离婚案，郑毓秀作为孟小冬的代理人出面调解双方，案子最终以梅兰芳支付孟小冬四万元告终，想想二人曾经美满幸福的姻缘，不禁一阵唏嘘。

郑毓秀不畏政府权威，1926年，知名民主人士杨杏佛被捕，郑毓秀出面担任杨的辩护律师，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政府不断施压，法庭上慷慨陈词，影响甚大。经过郑毓秀等人的努力，杨杏佛最后成功脱险。

英雄迟暮忆往昔峥嵘岁月

在律师生涯之余，郑毓秀还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1927年，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其中“上海法政大学”校长一职担任了7年之久。教学之外，她还出版了两部对中国法律界卓有贡献的著作。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28年成立，郑毓秀被任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次年1月即指定郑毓秀和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宽、林彬五人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法的起草工作。于此同时，郑毓秀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随着四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蒋介石不得不为自己谋一条后路。1948年，其嫡系陈诚取代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为将来退守台湾做准备。而郑毓秀夫妇就此移居美国，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

远离政坛后，夫妇二人从美国又转到巴西，曾尝试经商，但因经营不善，外加人脉生疏，郑毓秀夫妇在巴西逗留数年后又复返美国，过着旅居生活。此刻的郑氏夫妇，想回中国大陆，已是奢望，想回台湾，蒋介石因早年的恩怨不给他们办理通行证。漂泊异乡的郑毓秀，痛感英雄落魄而无用武之地，只好终日聚集朋友搓麻将、叙故旧、忆往昔，消磨时日，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心怀壮志的奇女子来说，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折磨。

就算这样，无论走到哪里，郑毓秀都随身携带着那根法国的玫瑰枝。早已干枯的枝干，被她镶进画框里，悬挂在客厅的墙上，一直到她逝世。有人说，这个在上流社会浮浮沉沉的民国女子，仍然在怀念那个“以玫瑰为枪”的历史瞬间，和那些早已逝去的快意恩仇的时光。

1954年，郑毓秀左臂病发，现癌变症状，被迫切除左臂，这对一世英名的郑毓秀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客居他乡、倍感落寞的郑毓秀，晚年疾病缠身，度日如年，于1959年12月16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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