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上海三大亨”之一、昔日的“海上闻人”张啸林，在附逆日伪后，为人刺杀毙命。以往的说法，此案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所为。而近日，笔者在翻阅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回忆文字——《英雄无名》时，则见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

在该书第三部第八章《大亨之死 扑朔迷离》中，这位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负责主持制裁该区附逆汉奸的军统有名杀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件案子不一定是我们干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篇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1940年8月15日)张啸林遇刺后，有着日本人背景的上海《新申报》的新闻报导：

“本市闻人张啸林，昨已被保镖击毙——内幕或为渝伪指使

昨日中午本市法租界内发生一幕枪击案，被击者为海上闻人张啸林，张与杜月笙、黄金荣同为海上三大亨，为青帮中有名人物，黄、杜、张三人之名，几妇孺皆知。张为‘通’字辈，故辈份较黄、杜为高，现年六十八岁，杭州人，好佛，各地庙殿，几均有张氏所送之匾额，性暴鲁，近来年事虽高，仍动辄当众辱人。成名后，其一举一动，远不若杜氏之检点自守，仍未脱‘海派’恶习。其寓所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与杜月笙合宅而居，张居东宅，杜居其西，宅前天井为一，故同一大门进出，事变后，杜南下赴港，张仍留居宅内。

昨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张有友人吴金桂者往访，遂在楼上闲谈，时有张之卫士林桂甫(即林怀部，白梅月下客注)在天井与汽车夫争吵，张闻声遂步出洋台将林训斥，并欲停他生意，林大气愤，遂拔枪对张向上射击，均中头部，当时身死。

林于肇祸后，又持枪登楼，向张之友人吴金桂头部射击，亦中二弹气绝，时张宅守卫之巡捕，即将大门紧闭，继即将林拘获，带入捕房究审。

又据可靠方面消息：张氏于八一三事变后，即参加和平工作，颇遭渝方之嫉妒，此次林之以下犯上，是否受渝指使，颇属疑问，当局对之，颇为注意云”。

我们再来看陈恭澍在其回忆文字《英雄无名》第三部第八章中对这一事件的观点，原文如下：

“第八章 大亨之死 扑朔迷离

一、这件案子不一定是我们干的

……上海自有租界以来，即强梁辈出，此起彼落，经过长时间人为斗争，天演淘汰，到后来得以称霸者，只得三数人而已。这少数几个人，也只能在势均力敌、利害关系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相安无事，一旦失去均衡，那么，一场新的厮杀又将开始。

张啸林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一点国家观念都不存在，更不懂得如何适应社会变迁，所以只得死于非命。

提起张啸林这桩案子，我(陈恭澍，白梅月下客注)说是我们「军统局上海区」干的，当然顺理成章，勿庸置疑。因为无论是在新闻报导、时事述评、工作报告以及档案记载中，都作如此认定。可是事隔四十多年后的现在，我如果说那不一定是我们「上海区」透过有计划的工作部署因而产生的正常结果，也许会使人觉得倒是一件新鲜事了。并不是我「功成不居」，或把自己同志的光荣牺牲掷诸虚牝;因为仔细回想当时本案进行的前因后果及其事实经过，迄今仍存在着许多不情不实之处，得不到肯定的解答。因此，本案到底是不是我们干的，我实在有些拿不准”。

读文读意，其实，陈恭澍的这段文字——“这少数几个人，也只能在势均力敌、利害关系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相安无事，一旦失去均衡，那么，一场新的厮杀又将开始。张啸林就是其中的一个”，已经为其下文预设了伏笔——暗指张啸林之死，另有他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文末再叙。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作为主持制裁张寅张啸林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为什么说出“本案到底是不是我们干的，我实在有些拿不准”的话。

文中，这位昔日的军统著名杀手，上海区主事锄奸工作的陈恭澍先生，谈出了自己狐疑的理由。

其一，刺杀张啸林之人究竟是不是军统内线，并不确定。

“这绝非我个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重要的则在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更因为这是一件大案子，印象比较深，所以记得住的事情也比较多，以下就是全案的经纬，当然，其间也有错综复杂之处。

在我接任「上海区」之前，时在二十七年，上级对张啸林已经下了制裁令;当我二十八年八月接任之后，上级乃重申前令，即速觅线予以制裁，迨至二十九年，且一再催办。为了觅取制裁张啸林的线索，我曾经拜会过潘子欣先生(见第五章)，可是并无具体结果。其后，我又去过两次，始终回旋于旁敲侧击，总没有机会能够正面提出来;而潘先生是何等聪明剔透、老辣练达的人，自然一点就透，无如他总是有意回避，不去接触正题，看样子他也有碍难之处，所以就没有再经营下去。

另在「上海区」所属方面，不知询问过多少遍了，没有一个单位回覆是有办法的。一直到二十九年六、七月间，才算接到「行动第二大队」大队长赵圣(吉震苍)的书面报告，他语焉不详的只说已经在张某(即张啸林，白梅月下客注)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也提到就是张某众多保镖中的一个，什么条件都没有，也不需要支持，一待遇有机会，便可相机行事。照规定，这个报告是一反常态的，因为不但没有把接触、吸收以至交赋任务的经过述说明白，最不合乎情理的是连个姓名都没有。我看了之后，马上就请齐庆斌兄和刘原深兄函第二队赵圣同志即速补报。不过，当时我们区本部并没有严格的要求限时作答，只认为过几天必然会据情回复上来。

这就是本案内部作业的大概，实际上也就是这么简单。我惟恐或有舛误，还一再和原深兄(当时「上海区」助理书记，主管行动，是处理本案除我之外唯一仅存于世者)对证过，不会错，在第二队的报告中，的确没有提到那位所谓内线的姓名，就是连假名、化名都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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