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典范”

张幼仪知道徐志摩瞧不上她，她试图改变，但即便改变不了，也是她的命，这没关系，他可以娶他喜欢的女人进门做姨太太、做小妾，只要她不犯“七出”里的任何过错，幼仪相信她将始终是徐家的大太太。但张幼仪不知道，她的经验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张幼仪的二哥张嘉森（即张君劢，近代政治家、哲学家，新儒学早期代表人之一）从欧洲回来，二哥对幼仪从小疼爱有加，正是他，在幼仪3岁裹小脚时，因见不得妹妹裹脚时的痛苦，强行制止。他告诉妈妈，如果将来妹妹因为未裹小脚而没人要时，他将抚养妹妹一辈子。当时，他16岁。

张嘉森对徐志摩也颇为赏识，并把徐志摩引荐给自己的好朋友梁启超，让其成为梁启超的弟子。但当他知道徐志摩既没有给幼仪写信也没有让她去欧洲相聚时，对妹妹说“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你非去不可。”

就这样，在张嘉森与徐家的交涉下，1920年冬天，张幼仪在一个华人家庭陪伴下，去欧洲见徐志摩。此次出行，张幼仪做了很多心理准备，她猜想丈夫可能有了女朋友，也做好了接纳的准备，因为迎接小老婆是她的义务，善妒排妾是“七出”之一。但她没料到的是，重逢的开始，也是她对徐志摩产生反感的开端，并最终以在异国离异收场。

船到马赛港的那一刻，她的心就凉了一截，在所有在岸边守望的人群中，她一眼就认出了徐志摩，他穿着一件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白丝巾，不同的是，在接船人群中，他是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出现的表情的人。张幼仪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了，久得她差点忘记徐志摩从不曾正眼看过她，总是视她为无物的样子。但这一刻，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在英国的生活是家里那“四个月”的延续，甚至更不如。

徐志摩对她的态度也总是阴阴的。当早上起来，他可以出门不用长时间看见幼仪时，便满脸阳光；当黄昏或晚上回来时，阴郁又重回他的脸上。如果凭意志力可以让幼仪在他面前消失的话，幼仪相信他早就做千百遍了。从这时起，幼仪发现，她对自己原本应该敬畏服从的丈夫开始产生反感。

1921年8月，张幼仪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丈夫时，徐志摩立刻说道：“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才会冒险打胎。”幼仪相信如果她的父母和公婆知道她又有了身孕会是怎样的欣喜，她完全无法了解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从这一刻，她开始怀疑起这个男人的本性和心肠了。

9月初的一天，在晚饭过后，徐志摩对张幼仪提出想要离婚。这并不是张幼仪第一次从丈夫嘴里听到这个词。早在她怀上长子积锴之前，徐志摩就在她面前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传统习俗的奴隶。所以，他要向这些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当时幼仪虽然听得心惊，却不担心，因为她知道，女人只有犯“七出”之错才会被男人抛弃，而被抛弃的结果，据她所知只有三条路：卖娼、出家、自尽。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逼她走向绝路。

但现在，张幼仪知道，徐志摩已经容不下她了。她不知道的是，丈夫的离婚还受着他人的鼓励，据赵元任（语言学家）的夫人杨步伟回忆欧洲留学生的生活：“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在有孕呢。”

在9月初提出离婚后没几天，徐志摩便不告而别，留下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张幼仪一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后幸得幼仪的二哥，此时正在法国巴黎的张嘉森帮助，把妹妹接到法国安顿下来。

半年之后，张幼仪与徐志摩在德国柏林签署了离婚协议，终结了维持了七年的婚姻。此时，她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彼得刚刚出生才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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