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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日本的“东方会议”确立了所谓的“满蒙分离政策”，而实施“分离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推行满蒙“铁路计划”。因此，“东方会议”之后，日本就满蒙铁路问题与张展开了交涉。此次交涉的内容主要围绕五条铁路，即指吉会（吉林——会宁）、长大（长春——大赉）、吉五（吉林——五常）、洮索（洮南——索伦）、延海（延吉——海林）。此五路一旦建成，等于是把整个东北变成了日本的附属地。张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在交涉过程中解数尽使，抵制和妥协并施。 首先，张作霖在日方压力和重金诱惑下，对日妥协，在满蒙五路草约上签字。为解决满蒙五路问题，田中一面训令驻奉总领事、驻华公使、武官、军事顾问、满铁密切配合，从各方面造成压力，迫使张接受日本的要求。一面委派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为田中的私人代表，以企业家身份，与张展开秘密交涉。在日本的软硬攻势面前，张表示妥协。10月15日，当日方代表将满蒙五路协约抄本呈给张并令其签字时，“张作霖亲书个阅字，以为同意之证据”。“表示张作霖和山本间之协定，已经议定”。 接着，张作霖又一次用起耍无赖，运用拖延战术与日周旋。满蒙五路草约签字以后，日方一再催促奉省当局尽快履行协议，签立铁路承造合同。从1928年1月开始双方展开磋商，以张为首的奉系当局在磋商中采取了拖延战术。由于张的部下不时提出种种要求以做变相抵制和拖延，签约谈判进行了四个月毫无进展。 张作霖的耍无赖这令山本恼羞成怒，遂命江藤转告张：“假如目前不能尽快签字，对大元帅恐将成为值得忧虑的事情。”5月13日，满蒙铁路承造合同签订仪式在日方的威逼下举行。在交通总长常荫槐避去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的情况下，张命航政司长赵镇以兼交通次长兼代部务，在敦图、长大两路承造合同上签字用印。张在洮索、延海两路的承造合同上亲笔签写了“阅，准行”等字样，并许诺吉五路的承造合同待“罢免张作相之后签字”。同样，张的耍无赖再次无果。 
究其原因，还是日本直接控制了张作霖和奉系军阀的生命线，张作霖不能不答应。其时奉系军阀与北伐军的长期斗争，已经使奉军难以为继。张作霖本人安国军大元帅的地位也已是风雨飘摇。北京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1928年，蒋、冯、阎联合攻打奉系，奉军四面受敌，陷入全线崩溃的困境中。面临空前严竣形势的张作霖为摆脱困境，能够依赖的只有日本的支持。面对命悬日本之手的现实，拖延政策已经成为自己找死的架势。 日方在恫吓威逼张作霖更直接说:“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 在此威胁之下张作霖只能表示铁路问题必须现在解决。在其被炸身亡前的一封密信中，叮嘱奉天省长：“现在对日外交纯取公诚态度，所有从前悬案,如系无关紧要者，应速分别解决，不必争持。倘因关系重大不能轻易让步者，仍应本外交方式慎重办理。” 在巨大的压力下，张作霖只得将原来并不想让出的权益出卖给日本。其耍无赖的拖延，也只能是扭捏作态的摆摆姿势，根本无济于事。 事实上，当日本真的抛开国际利益的牵制时，奉系集团在任何问题上的耍无赖都是无用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干脆直接吞并东北，张作霖集团多年卖国建立起的基业顿时翻为画饼，想不想给日本人的，也都成为日本人的了。 这就是张作霖“抵抗”日本的真相：当张选择绑在日本战车上成为“东北王”后，所谓耍无赖也好，拖延也罢，不过是卖国的姿势做得更好看一些，尖叫两声以示自己是被强奸而非主动卖身而已。 一个土匪出身的弱国军阀，试图用那种充满江湖气的小聪明加蛮横的耍无赖手段作为外交策略去对付一个近代化强权帝国，还试图能玩弄对手，只取其利，赖掉其害，这本身就是一种愚蠢。其结果就是张作霖那样，作为出卖筹码的国家利益和作为出卖国家利益所得的小集团利益全都被强大得远不在一个数量级的对手一口并吞，赔了夫人又折兵，身死为天下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