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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取事例，每一则还有一个标题，标题全部以四个字为限。如对汉高祖刘邦，就有“入关约法”、“任用三杰”等；对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撤殿营居”、敬贤怀鹞”、“弘文开馆”、“面斥佞臣”等；对秦始皇赢政，即为“遣使求仙”、“坑儒焚书”、“大营宫室”；对宋徽宗赵佶，即为“应奉花石”、“任用六贼” 等。每一则事例都有情节、有人物，内容皆出自史籍，“记载未详者，不敢采录”，除引录史籍之外，各篇还附有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讲释，有的篇目后面还间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文字。比如。在《圣哲芳规》第17则《却千里马》中，编撰者就在讲释汉文帝为什么拒绝臣僚献千里马的动机时评论道：“夫千里马是良马也，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宝贝、珍禽奇兽?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谓也。”其评论文字之深入浅出，言简意深，由此可略见一斑。令人痛惜的是，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这些谆谆教诲根本没听进耳，而是当这位“少师兼太子太师”病逝后，他便全面推翻张居正倡行的新政，从此晏处深宫，荒疏朝政，并公然传索帑藏，成为明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荒唐帝王。 在《帝鉴图说》中，图画部分占有相当的份量，书中每一则事例都配着一幅画，每幅画都占一整幅页码。有明一朝，绘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之外，还出现了仇英、陈洪绶等著名人物画家。《帝鉴图说》的绘画者虽未署名，但以其为御用图书配画的资格论，想必为一时之选。画面上，以二维空间表现透视关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人物的表情、动态、服饰无不精心绘制，充分展示了当时绘画艺术的超卓技艺。 这部书问世后，由于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而深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喜爱。他不用别人讲解，根据图文就能了解其内容十之三四。从此他便把此书置之座右，随时翻阅，经常于日讲之毕，命张居正为其解说，对于有些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讨论，提高了思想认识。 譬如，万历元年，即公元1573年3月4日，张居正对朱翊钧讲《帝鉴图说》中汉文帝于细柳“屈尊劳将”的故事，针对当时重文轻武、武备废弛的弊端奏说：“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武将忠勇可用者，稍假权柄，使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上然之。”朱翊钧听后深表同意。  再譬如，同年10月8日，张居正讲宋仁宗“不喜珠饰”的故事，朱翊钧听后说：“国家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张居正随及申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五谷养人，故圣王贵之，金玉虽贵，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铢两之间，为价不赀，徒费民财，不适于用，故书言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法，良以此耳。”使朱翊钧明白了珠玉奢侈品之无用与五谷之可贵的道理。 还譬如，万历三年，即公元1575年3月4日，朱翊钧在读《帝鉴图说》中关于汉光武帝刘秀因阳湖公主事“赏强项令”董宣时，很感慨地对张居正说：“彼公主也，尚不能私一奴，如此外戚家，何可不守法令。” 这说明《帝鉴图说》一书，由于编纂得当，可读性强，对年幼的朱翊钧的教育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张居正辅导的认真，他很想通过读书教育，使朱翊钧成长为自己所期望的一个皇帝；一方面还是得益于朱翊钧的生母也就是后来的慈圣皇太后李氏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其实，早在隆庆二年，年方6岁的朱翊钧被立为太子时，所受的教育就非常严格。这也正是他继位之初能够勤于朝政的主要原因。 当时，朱翊钧被立为太子，隆庆皇帝便任命张居正为太子太傅，教导朱翊钧读书学习。每当太子读书学习，张居正必尽心辅导。然而，正当朱翊钧一心一意用功学习的时候，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却因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开始不思图治，追求享乐生活了。他把国家大事全部推给张居正，自己却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深居后宫，任情纵欲，寻欢作乐。由于纵欲过渡，身体越来越不好，即使在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仍然纵情色欲，不听臣下劝谏。致使他在位仅6年，便驾崩归天了。于是，朱翊钧登基成为万历皇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