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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当上皇帝后后，他的生母李氏这位中国封建社会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十分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勤政为民大有作为的一代圣主明君。为此，她搬到乾清宫与儿子同吃同住，关照他的起居生活。每逢上朝之日，她不到五更便亲自起身叫醒儿子起来，命左右取水洗漱完毕，使之登辇出朝。每次儿子读书学习回宫之后，便命仿效讲官所讲重复一遍。若儿子贪玩或不读书，即罚长跪。所以朱翊钧在内外两方面的监督和辅导下，学习很是认真，一应大事都听从母后和张居正的安排，这也就促成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新政改革的实现。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朝廷上下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也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万历十年，即1582年，当初的万历小皇帝，已经成为大婚4年的青年帝王，从此开始亲政。 谁知就在此时，才走过57个春秋的张居正，终于因国事劳累心力交瘁而一病不起。不久，便抛下了他16年始终不放的朝政大权权力和10年来竭诚扶持拥戴的万历皇帝，撤手人寰，驾鹤西去。张居正病世后，万历皇帝为之辍朝一天，赠上柱国，谥“文忠”，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即公元1584年8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门，已经被抄家。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教导和扶持的万历皇帝如此无情的清算和惩处！ 朱翊钧这种180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朱翊钧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其三，张居正的改革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并且生活糜烂，一方面住着豪宅，又占据着严嵩留下来的香庐，一方面享用着戚继光奉送的波斯美女姐妹，而手下人又大都有经济问题。这些都成为许多大臣攻击他的把柄。因此，在他病逝之后，朱翊钧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他的这位教育了他16年的恩师。 其实，朱翊钧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张居正当国10年，所揽之权，是朱翊钧的大权，这虽然是张居正处理国事的需要，但是，他的当权便是朱翊钧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朱翊钧成为了对立面。张居正的处理国事，独握大权，在朱翊钧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历朝历代帝王的逻辑，朱翊钧自然也不例外。张居正既然已经去世，朱翊钧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于是，16年的师生情谊至此恩断义绝。朱翊钧下令对张居正进行抄家，并削尽其宫秩，夺去生前所赐玺书，以及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人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名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令人叹息。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万历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呼冤。然而国难思良将，国衰思良臣，直到40年之后，天启二年，即公元1622年，明熹宗朱由校为激励臣下，鼓舞士气，才想起昔日的一代名相张居正，于是，下旨予以复官复荫。然而，这一切俱已晚矣，因为，世间早已没有了张居正！此时，距明朝灭亡的甲申之变仅有22年。 清朝入关进驻北京之后，对《帝鉴图说》一书十分重视。在清朝的皇室教育中，这部在明朝问世的小皇帝教科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成为清朝帝王必读的教科书之一，为他们掌握为政之道、树立正确的帝德大有裨益。尤其是清朝末年，《帝鉴图说》更是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 当时，慈禧垂帘听政，自知文化水平不高，便注意加强学习。正当此时，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由于这部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不仅适合小皇帝阅读，也很适合慈禧的胃口。于是，她将这部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她还告诫臣下说“《帝鉴图说》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并指示同治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将《帝鉴图说》作为同治皇帝的启蒙读物。 翁同龢，身为清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两入军机，又身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公元1865年11月，经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和负责嵇查书房事务的醇亲王奕譞的联名保举，翁同龢被命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皇帝。翁同龢入值书房后，首先给同治皇帝讲解的就是《帝鉴图说》一书。翁同龢讲解得既浅显，又明白，同治皇帝读得津津有味，时常手不释卷。 光绪元年，即公元1875年12月1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担任刚刚即位的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接旨后，喜忧交加。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4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明君，责任重大。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而且慈禧太后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即公元1876年3月21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讲课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和“光明正大”八个字。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接着，他便讲解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对于《帝鉴图说》，光绪皇帝也十分喜爱。有一次，他还根据《帝鉴图说》中的图画，在书房内画了一幅《天人交战图》，画中人团头虎脑、横眉竖眼，看了令人捧腹生笑。翁同龢看了十分高兴，就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殿中日来阳气四溢，亦不复旧景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光绪二十三年，即公元1897年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皇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七年后，光绪皇帝已长成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皇帝的教育，在保留《帝鉴图说》，以及《四书》、《五经》等传统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光绪皇帝综合这些课程一起学习，感到受益非浅。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