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性格缺陷，终成大祸

性格决定命运。诸葛恪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他身边的人和了解他的人都很清楚。

知子莫若其父。诸葛瑾当时听说他要求到丹阳任职，去做那众人都认为不可的事情，“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意思是，恪不能令家族兴盛，便会令家族遭到诛杀。这句话，《三国志》有记载，《资治通鉴》有两次记载。

刚愎自用，是孙权对诸葛恪性格的评判。《吴书》记载：孙权病重的时候，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若不是孙峻极力推荐，恪未必能够成为辅政。

作为叔父，诸葛亮也很了解诸葛恪。《江表传》记载，开始的时候，孙权对诸葛恪“欲试以事”，让他接替徐详典掌军粮。诸葛亮知道以后，专门给陆逊写信说：“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最要，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诸葛亮说他“性疏”，就是性格粗疏的意思，这在他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的时候，粗疏大意，疏于自保，就成了一个致命伤。在自保的问题上，曹操则是很精明的。在战场上，曹操可以冲锋在前、亲冒矢石，有记载的就有三次受伤。但为了自身安全和地位的稳固，却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在有名的《十二月巳亥令》中，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三国志·武帝纪》)

《三国志》记载，诸葛恪的长子死后，中子诸葛竦也对其父很了解，“竦数谏恪，恪不从，常忧惧祸。”

由于诸葛家族的关系和影响，很多人都曾告诫、提醒过诸葛恪，但都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诸葛恪辅政以后，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人们都认为诸葛恪这样对待吕岱的良言相嘱，是大大的失言，是自负的表现。

《资治通鉴》有这样一些记载：陆逊尝谓恪曰：“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恪父之友张承亦以为恪必败诸葛氏。蜀国越隽太守张嶷说，诸葛恪作为“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策也。”魏国光禄大夫张辑曾对司马师说：“恪虽克捷，见诛不久。”魏国汝南太守邓艾看到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虐用其民，番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数万，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时也。”

《三国志》还记载了一些诸葛恪死前的诡异反常现象和童谣，虽引起诸葛恪的反感，却没有使他警醒。

“恪将征淮南，有孝子着缞衣入其阁中，从者白之，令外诘问，孝子曰：‘不自觉入。’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出行之后，所坐厅室屋栋自折。自新城出住东兴，有白虹见其船;还拜蒋陵，白虹复绕其车。”

恪死前一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盥漱，闻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怅不悦。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顷刻乃复起，犬又衔其衣。恪令从者逐犬，遂升车。”

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蔑束其腰，投之于此冈。

诸葛恪死后，孙峻“遂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时年三十八。”(《三国志·孙峻传》)

孙休为吴主时，“改葬诸葛恪等，其罹恪等事远徙者，一切召还。朝臣有乞为诸葛恪立碑者，吴主诏曰：‘盛夏出军，士卒损伤，无尺寸之功，不可为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为智。’遂寝。”(《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这是吴主给诸葛恪的盖棺定论。

聂友在诸葛恪将败时，给滕胤写信曰：“当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此话可算是对诸葛恪从任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到死于非命的悲剧的总结。短短三年，由盛转衰，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

古人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人有所不明”，这对谁都在所难免。但若在关涉身家性命这样的大事上有所不明，就会铸成十分可怕又无可挽回的大错，那就只能给他人和后人留下教训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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