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账,此中全丈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巨大的家庭财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账”,以至于对当年过早乞退而后悔,无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老九若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曾纪泽的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他都不敢向这位九叔借贷,而是写信给左宗棠,托他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那里借三百两银子。 二、曾老九贪名成因平议 作为一代名将帅,老九贪名的由来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传言给老九声名带来极大损坏之外,老九的贪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贪功使气,喜好张扬。 老九出山,与乃兄曾国藩把剿灭太平军当成经世的事业不同,他的动机有二。一是为了“赴兄急”。二是因科举不顺,故而想别求出路,以补偿他久试不中的不平。老九并非正规科班出身,他的“优贡”不算科举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以至于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诏入京的老九与同年的优贡生聚会,会中有人提议辑刻《同年录》,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还表示进士、举人、拔贡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优贡则“不敢望夫丰情”,“往往自渐形秽”,也正是这样,使得他也没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约束。 曾国藩经济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钱为本,那是因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对朝廷下对百姓负责;老九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心。因为他是一个布衣、匹夫,无须对朝廷负责,对百姓负责,打仗是玩命的事,无利谁起早呢? 因此,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等诸位将帅做得过分,就算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