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1858)八月,老九以铁桶战法攻克吉安府,送了一笔钱物回家;此时,他还有些害羞。在九月初六日《致仲兄》一信中写到:“此时减勇大半,所有饷项担子均轻也。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有三百零两……”并嘱“请仲兄大人饬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以后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捷,老九必请假回家一次,实则是借机送钱回乡。此后攻安庆,老九更是遭至物议沸腾。 他贪大求奢,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外间议论。有了雄厚的财力,咸丰九年(1859),老九即开始在湖南老家修建房屋,名为“大夫第”;至最后全部竣工,前后共用了八年时间,数次扩建。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奖善堂三大部分组成,宅地总面积约十三万多平方米,长六百米,宽二百三十米规模宏丽,“俨若城市”。 同时,老九大手笔资助同族及亲友;改葬父母;替曾国藩担负起了“照顾家族”的责任。曾国藩曾说:“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晚年他更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一幅慷慨担当、毫不在乎之态。 第二,不拘小节,做事太拙。 “少负奇气,倜傥不群”的老九还是一个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遭人忌恨。 咸丰七年,曾国藩就听传说省中(长沙)高丽参为九大人买尽。一打听,果有其事。 南京城中传说,老九花八百两银子买下几张信纸。这传说,曾国藩也听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老九确实是一个出手大方又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曾国藩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云:“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 ![]() 其实,老九建房买田总共才花了三万两银子。营建大夫第的资金只须曾国荃最多三年的薪酬即可解决。况且,身居高位而家有豪宅者,在晚清并不鲜见,即是清廉自守的官员亦多如此。左宗棠在长沙城内的私宅有一百多间、长达两百米左右,彭玉麟也有房产三处(衡阳两处,杭州西湖一处),郭嵩焘在长沙亦有三处房产。 老九为官二十年,六年湘军统领,七年两江总督。根据湘军制度,营官月饷五十两,办公经费一百五十两;统领自带一营,除本营月饷照发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饷银三百两。老九身为统领独挡一面,月入一千七百两不算为过,一年是二万一千四百两,六年下来便是十二万二千四百两。七年的两江总督,“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正规收入就有二百一十万。此外,他还担任过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 对此,曾国藩亦不苛责,他对老九说:“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也就是说,曾国荃在金钱的取与方面,和塔齐布、罗泽南、杨岳斌、彭玉麟和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相比,并无二致。 ![]() 《近代名人小传》替他鸣冤:“然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此实诬蔑不经之词。”并举出了如下事实为佐证:“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烜赫,使己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春劾国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半隐庐丛稿》亦曾指出:“曾忠襄公旣克江宁,大功告成,人犹有毁之者,谓其坐缚槛兽,且珍宝多入军中。其实,蹀血二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贼久无粮米、火药,罄其资以通外国奸民,并无有窖金。”也难怪其兄曾国藩要为乃弟抱屈:“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另一方面,曾国荃性喜财货,但也并非悭吝之徒。清人朱孔彰在《中兴将帅传略》中说他:公性豪迈,不屑屑于小节。轻财好义,为人谋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用人不疑。奉禄悉以周贫,族戚故旧待举火常数百家。幕客宋绍祁死,他赠三千金养其孤。 人物评价 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 与彭玉麟的恩怨:彭玉麟、曾国荃,一个是湘军水师最重要的将领,一个是湘军陆师最重要的将领。在威名赫赫的湘军中,两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理说,两人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应该和衷共济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刚直著称的彭玉麟曾经三次请求曾国藩诛杀其老弟曾国荃,给曾国藩造成过巨大的苦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