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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本协定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中、日文各制两份，双方互换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汾阳 山西派遣军代表楠山秀吉 晋绥军代表赵承绶 以上两个协定因都在山西汾阳签订，故通称为“汾阳协定 ”。11日上午签字结束后，日军设宴招待阎方人员，并赠送伪联币二十五万元、法币七十五万元及布匹等。 “汾阳协定”后，阎、日双方于1941年10月，又在太原举行了为充实“汾阳协定”中有关“防共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10月初，赵承绶、续志仁到太原，在东典膳所一号成立办事处。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岩松义雄与赵承绶正式会见。继而由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与赵承绶会谈，并于10月中旬签订了《防共协定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为： 1、日方分批拨给阎锡山壮丁五万名(由原先承认的十万人减至五万)，步枪十万枝，适当配备训练人员及弹药。 2、日方第一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两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吉县移驻隰县。 3、日方第二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隰县移驻孝义。 4、日方第三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收到后，通电反蒋，由孝义移驻太原，将吉县小船窝渡口移交日军进驻，阎军由晋西向南同蒲沿线移动。 5、其余步枪两万枝，按需要由日方一次拨给之。 6、双方进行物资交换。 7、阎方派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张文(少将)驻运城，宪兵司令部服务员刘虎文驻临汾，骑一军参谋杨向山驻汾阳，分别成立办事处，以便双方驻军加强联系、交换情报。 三、安平会议。 1942年5月5日，日、阎双方又在山西省吉县安平村举行了“安平会议”。日方代表为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随员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边田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等。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出席，随员有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续志仁、骑一军参谋长齐凤洲等。 会上，日方要求阎锡山先投降，然后给人给枪；阎锡山则坚持先要兵要枪，然后投降。双方争执不下，暂时休会。日方指使苏体仁、梁上椿居间讨价还价，也无结果。阎锡山乘休会期间溜出会场，不辞而别。会议未达成具体协议，但也没有完全破裂。 四、太原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协议。 1943年春，日方又主动提出，双方先实行“部分合作”的建议。阎同意派代表到太原谈判。日方参加谈判人员为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参谋井宽一。阎方指派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武为政治代表，原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为经济代表，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为军事代表。1943年6月，日方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提出日、阎“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合作方案”五条。双方经过具体磋商，达成如下协议，并进入实施阶段。 1.政治方面：阎方第一批派遣十五人充任五个县的伪县长、保安队副大队长和警察所长(地区和人员名单略)。第二批选派靳祥垣充任日伪山西省卫生事务局长，随带秘书主任毛德如、秘书卢宪武、科员李呈祥，另派陈兴舜充任日伪山西省保安队司令部总务处长。 2.经济方面：1943年秋，在太原设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董事会，由日方井宽一、河本大作、高桥铁造(日伪太原铁厂厂长)，阎方彭士弘、贾英云等五人组成。日、阎双方进行物资交换，在井宽一主持下，日方派大仓洋行高田克、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原敏郎参加，阎方派曲宪南、吴子青参加，先后交换六次。 3.军事方面：日方接纳阎方代表第二战区长官部在临汾设立办事处，与日方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联系，交换情报。1943年12月，由日方接应阎方六十一军约八千人由临汾渡汾河进入浮山、安泽地区；1944年5月又接纳阎方第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渡汾河增援，日、阎两军配合进犯中共领导的太岳区抗日根据地。1944年春，日、阎双方各派部队夹击中共领导的晋南秸王山抗日根据地。 五、瑶圃会谈。  1945年6月下旬，日、阎双方在山西孝义县瑶圃村进行了第五次会谈。日方代表为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随行人员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还有阎方驻并(即太原)办事处人员、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武、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等。高桥坦表示希望阎锡山早日到北京，在日军协助下掌握华北政权。阎表示不愿意去北京，建议日方先向中国“讲和”，自愿居间联系，向蒋介石说情可保存日军实力。这次会谈未取得一致意见。 六、司马村会谈。 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前夕，日、阎双方在山西省汾阳县司马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日方代表为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双方协商了日、阎交接太原的措施和步骤。 阎锡山在日军大举侵华并占领大片国土、无数同胞惨遭屠杀、各族人民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难当头之际，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军政大员，不以身作则领导战区军民坚持抗战，却勾结日伪军朋比为奸、认敌为友，完全是倒行逆施。尽管阎锡山还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叛国，且在与日军、汉奸苏体仁等勾搭的同时，也曾进行过一些为保存实力而消极抗战的活动，但阎锡山与日军达成的“协定”本身和对部分“协定”的执行，已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已构成了对国民政府的不忠，对抗日战争的破坏，完全丧失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 在中国共产党严肃忠告、部属极力反对和蒋介石的牵制下，阎锡山最终未敢降日。 对阎锡山长期与日寇、汉奸来往、进行密谈、签订“协定”等洽降活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多次对他提出正面忠告。受中共中央之命专门做山西省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樊耕农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杜任之在《我所了解的赵戴文老先生》一文中说：“……早在1941年6月，他(阎)就与日酋岩松义雄信使往来，暗中磋商，拟定条款，准备投降(日本)了。当时党中央指示我们地下特别小组说：‘阎锡山是个军人，他要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们必须坚决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我首先去找赵戴文(阎锡山的谋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说：‘抗战开始，你曾经公开表示不做亡国奴，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那时，你名声显赫……现在会长(阎)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当汉奸。这样，他就会遗臭万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赵戴文立即说：‘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杜任之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太原，很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回太原当了汉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条路。”杜任之还曾对赵戴文说：“你还是把干部们的思想情况向阎老总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这样干。别看有些军政人员现在跟他磕头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个君不君，臣不臣，众叛亲离。” 杜任之等人还以各政治团体的名义，用不同笔迹写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报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都要“亲阅”，因此，这给他增加了很大压力。 阎、日妥协消息逐渐透露后，阎锡山内部哗然。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请赵戴文代表大家向阎询问究竟。赵戴文向阎陈述了一般舆论，并坚决表示个人不赞同的意见。阎长时不语。赵说：“今日一打失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 阎、日妥协的传闻明朗化以后，阎一些部下大感悲愤，纷纷去找赵戴文提出不赞成的意见，请赵向阎表示反对。赵说：“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于是赵见阎询问：“外传与日妥协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大家是反对的。你回太原去，大家都不愿意跟你回去。”阎问：“你的意见如何？”赵说：“我也反对。”阎动了气说：“我如果投降，你将怎么办？”赵戴文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再回太原去！”内部舆论，很多部属特别是一些高级官员的态度，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阎锡山与日寇的密谈也引起重庆蒋介石方面的警惕和关注。蒋介石曾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诠叙部长贾景德到山西会见阎锡山。阎强调“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蒋介石答应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但要召回与日本的谈判人员，停止对日谈判。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意见阳奉阴违，一方面电召赵承绶返回克难坡，一方面又将梁武等人留在太原，继续与日军保持接触讨价还价。但为了保持与重庆政府的关系，阎锡山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公开降日上三思而行，不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