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境遇上的落差 乾隆朝，卢见曾两任两淮盐运使，虽为主持盐政的大吏，却有着很好的文艺素养，在任时以爱才好士著称，幕府宾客众多，极一时之盛。郑板桥以怪著称，不仅书画风格怪异，而且为人处世不攀附权贵、傲骨铮铮。而卢见曾却与郑板桥交往密切，甚至有至死不渝的友情，两人诗文集中互有反映。板桥从三十一岁来扬，度过了大约十年的卖画生涯，这是他一生中穷愁潦倒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父亲穷困而死，儿子随后夭折，卖画无人赏识，境遇之惨，几乎把板桥逼上绝路。板桥把这段时间自喻为：“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郑板桥集·诗抄·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讳敏中(一)》)。他31岁至40岁期间主要落脚地是在扬州，卢见曾不仅给予他物质上的资助，还与他建立了一种超越主宾的挚友关系。落魄扬州的郑板桥对卢见曾抱着精神上的知遇之恩，卢见曾招揽郑板桥的举动也具有特别的文化道德关怀。 尚小明的《清代士人游幕表》载：“郑板桥1736年顺天学政崔纪邀入幕，又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座上客。”《扬州画舫录》卷十载：“郑燮……往来扬州，有二十年前旧板桥印章，与公(卢见曾)唱和甚多。”乾隆四年(1739)，郑燮作《送都转运卢公》诗四首赠之，奉呈雅雨山人卢老先生老宪台，兼求教诲，板桥自称后学郑燮。其时板桥四十七岁，卢见曾也不过年方五十，板桥称雅雨为老先生、老宪台，而自称为后学，可见郑对卢敬之耳。此年十一月五日，板桥还手书了李葂所作之《题雅雨夫子借书图》中的一首诗“旋假旋归刻未闲……”，此时卢见曾已是戴罪之身，前途未卜，而板桥依然如此，非卢公之知交挚友不能也。次年，卢见曾戴罪赴边、远谪塞外，郑板桥为高凤翰等人所绘之《卢见曾出塞图》题长诗一首，其诗长达二百余字，慨慷激昂，直抒心意，颂扬卢有杜甫韩愈之才，“磊落胸中万卷书，文章政绩两殊绝”，可谓是“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待到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时，两人皆已步入晚年，时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板桥65岁，卢见曾亦已68岁。是年，卢于扬州虹桥修禊，郑亦应邀顶其雅集，并作《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四首、《再和卢雅雨四首》，雅兴无前。卢见曾对郑板桥亦备加推重，他在复官不久写的《扬州杂诗》十二首中，第一首即是颂郑板桥：“一代清华盛事饶，冶春高宴各分镳。风流间歇烟花在，又见诗人郑板桥。”《扬州画舫录》卷十五载，卢见曾衙署之“苏亭”，其额即为板桥所书。板桥还为卢见曾改建的祀欧阳修、苏轼和王士祯的“三贤祠”撰写碑文：“遗韵满江淮，三家一律;爱才如性命，异世同心。”足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彼此相重相惜。  当时出入卢见曾府署中的知名学者文士甚多，除了郑板桥外，也有吴敬梓。吴敬梓在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诗的最后一句“蔽芾甘棠勿剪伐”，以“甘棠遗爱”的故事称颂有德政、泽及人民的地方官员卢见曾，不仅切合他们的关系，而且他本人也感同身受。吴敬梓早年出游淮扬，就曾得到卢见曾的资助。当乾隆“十九年卢见曾还任两淮盐运使”时，吴与卢原有旧谊，因而再度来扬拜访卢见曾。但吴敬梓是一位寒儒，地位并不十分突出，虽能经常出入于卢雅雨“大公祖”幕中，但却自行住在邻近徐凝门一带、后土祠(琼花观)附近的族人吴楷(字一山)家中。在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上，治晚生吴敬梓的题诗亦在图的绫圈右下端，已被从原图中割截另行装裱。卢见曾没有特别看重他，吴感到于世不用，叹息“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感慨“谁识王明，斋钟愧阇黎”，常有被冷落的苦恼。吴敬梓一生贫穷，写作《儒林外史》亦多凭卢见曾、程晋芳等人的支持。吴敬梓死后，卢见曾亦慷慨解囊，买棺装殓，并且安顿好吴敬梓的妻儿老小。卢见曾的爱才好士深得时人赞许和后人褒扬。 吴敬梓与郑板桥虽同为卢见曾的幕宾，吴并没有郑幸运，被奉为上宾。加之他沾染些“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的习气，经济头脑又不及郑板桥，在父病逝后过着挥霍的浪子生活，“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子弟戒”无疑是乡里将他看作一个败家子式的反面教材了。他应科举时，也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不得不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郑、吴两人境遇上的落差，是导致他们俩不相往来的重要原因。 对待科举及官场态度的不同 吴敬梓出生在“家声科第从来美”的仕宦名门，他的曾祖是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自他的父亲起家道衰落。吴早年对祖上得益于科举制度，也曾引以为豪，他从安徽全椒刚迁到南京时，写过一篇《移家赋》，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他的一生变化极大，由富入贫，大半时间消磨在宁、扬两地，他对于科举考试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追求、失望到冷淡、憎恶的发展过程。从与“上层人士”的交往及接触中，愤慨地看到官场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一落千丈，因而对社会百态及官场黑暗以及科举本质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功名富贵表达了与常人截然不同的看法。雍、乾年间，清朝统治者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以理学为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他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他的《儒林外史》，被誉为含着热泪控诉科举功名毒害读书人的救世之书，显示出他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展露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而郑板桥生于一个寒儒家庭，其父郑立庵是一位“私塾先生”。板桥出生时，兴化连年遭灾，生活困苦不堪。板桥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艰苦与辛酸中度过的。板桥30岁时，父亲立庵病故，家无长物，卖书葬父，锅中无米，灶间无柴，可门前还不断有人来逼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板桥曾逃到海陵、镇江焦山躲债。贫寒的家境，凄苦的身世，不幸的遭遇，促使板桥发愤改变命运，走“读书——科举——作官”的发达之路是他心中孜孜以求的梦想。他多次对朋友表白：“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与江宾谷、江禹九书》)板桥在《焦山读书复墨书》和《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两书中皆告诫舍弟郑墨：“愚兄既不能执御执射，又不能务农务商，则救贫之策只有读书。”“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主意便拿定也。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并一再叮嘱：“信此言，则富贵;不信，则贫贱。”他是不屑于做一个乡下默默无闻的教书先生的，“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此种心迹流露无遗。科举制度到了明清两代，以制艺取士，其僵化腐朽、摧残人性的一面日益显现出来，造成了不少人生悲剧。板桥读书应试自有他的路数，他主张不要死读书、读死书，万不可“为古人所束缚”，所有史书“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所有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材”，他主张“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这是板桥不同于一般腐儒的高明之处。板桥大半生专心致志于科举，竭力突入统治阶层，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和束缚。在此过程中他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与封建社会传统文人并无二致，其身上具有的新旧思想杂陈、进步与落后因素并存的现象，可算是中国传统思想在历史嬗变过程中复杂性的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