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桥“官山东先后十二载，无留牍，亦无冤民”，(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清代学者像传》)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和景仰。十二载的为官生涯，也使板桥进一步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同时，他为善亲民、淡泊名利的思想和艺术家旷达不羁的气质也难以使他与整个官场融为一体。他对污浊的官场是厌恶的，词作《青玉案·宦况》，概括了板桥十多年枯燥无味的官场生涯：“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在惆怅和苦闷中，他内心逐渐滋生出逃离官场、回归田园的念头。所以，当他去官回家的时候，反倒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解脱与轻松。他在《罢官作》(其一)中写道：“老困乌纱十二年，游鱼此日纵深渊。春风荡荡春城阔，闲逐儿童放纸鸢。”那份恬淡，那份闲适，那份解脱的自由与逍遥，那份不杂一丝苦涩与无奈的陶醉与怡然，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对于官场，板桥进入得艰难，去得倒十分潇洒。可以说，郑板桥既是科举制度的幸运儿和得益者，又是失意者和受害人。他与吴敬梓的出生门第、人生经历和对待科举及官场的态度显然是不同的。 对待盐商富豪态度的不同 吴敬梓在卢见曾幕时，对出入盐运使署的两淮盐商深为不满，十分厌恶他们“牢盆牟国利，质库朘民脂;高楼明月中，笙歌如沸糜”的那种巧取豪夺的骄奢淫逸生活。一些名士在盐商大量馈送金银的礼遇下，也纷纷与他们交往应酬。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归过扬州”时，大盐商安麓村曾“赠以万金”(《扬州画舫录》卷十);袁枚为安麓村“重刻孙过庭书谱数石”题跋，仅书“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归之，就得安麓村所馈赠的“二千金”(《清稗类钞)第三十一册)。大盐商江春，也多结交、延揽名士，“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扬州画舫录》卷十二)。吴对于此类现象十分反感，绝不屑于仿效，与盐商作交易。他在《儒林外史》中借季苇萧之口“穿入隐微”地将盐商作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对象，讥讽扬州盐商“六精”：坐轿的债精，抬轿的牛精，跟轿的屁精，看门的谎精，家藏的妖精，还有头戴的方“巾”。喜笑怒骂，谑而近虐了!这种价值评判却不是清代扬州盐商的真实、全面的写照。商人自古以来有良贾和贪贾之分，在清代的扬州盐商中，贪婪无度、卑鄙庸俗者有之，诚信敬业、仗义疏财、风雅自许者也有之，如吴敬梓就曾多次得到忘年交、盐商俊彦程晋芳的生活资助，因此对盐商尚不能一律以“六精”、奸商看待。 郑板桥对待盐商富豪的态度与吴敬梓不同，从现存的诗文、书画作品来考察，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诸人都与盐典富商有着密切的交往。盐商是他们作品的最大买主，如果没有盐商的支持，郑板桥诸人恐怕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如人称“扬州二马”的大盐商马曰琯(字秋玉)、马曰璐(字佩兮)昆仲慷慨好义，声名远播。马曰琯初识郑板桥于焦山，爱才若渴，得知其因家贫避债来此，即暗赠纹银200两，顿解板桥的燃眉之急。板桥诗文集中亦收录有《为马秋玉画扇》题诗和《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楹联。还有盐商朋友程子刲(字羽宸)馈赠板桥一千两纹银，使他不仅顺利地娶回了饶五姑娘，也彻底改变了一时的贫穷状况。板桥深情地说：“余江湖落拓数十年，惟程三子刲奉千金为寿，一洗穷愁。”程氏有《黄山纪游诗》请板桥题句，板桥写了《题程羽宸黄山诗卷》，先写黄山的古今形势，次叙自己为世俗所累，不获一游，不如程君之倜傥，后赞程作品的才思非凡，愿追随其后。板桥对程氏的知遇之恩，深怀感激，溢于言表。他甘愿放下清高的架子，投桃报李，这也是他与盐商的一种友好交往。  经济上依附盐商，本不是郑板桥的意愿。七品县令郑板桥，不能在官场上“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终于被挤出官场，弄得官罢囊空，橐笔扬州。于是，在一些盐商附庸风雅、广交诗文画友的招引下，本来对盐商没有多少好感的郑板桥，和其他书画家一样，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不得不与盐商相互依赖，各得其所。当时扬州有句民谚说：“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因此，一些盐商富贾，不惜一切代价，求购“诗书画三绝”的板桥字画。而板桥卖画又不愿题款，不愿给盐商富豪装点门面。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四中就记述了一则“扬州某盐商指使一老人骗板桥为其作画”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盐商不择手段为求取板桥书画为荣的一种时尚。板桥曾为一位富商画兰后题诗道：“写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作生涯。”这就体现了郑板桥面对现实不得不改变观念与盐商交友往还的无可奈何心态，反映出郑板桥与吴敬梓在对待扬州盐商富豪上的不同态度。 《史记·伯夷传》引孔子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鄙以为，观念与态度的不同，这才是郑板桥与吴敬梓不相往来的根本原因。 有人认为，郑板桥对小说的态度，可能导致他与吴敬梓的矛盾，这或许是二人互不来往的原因。此说让人觉得未免迁强附会，似是而非。王同书先生在《郑板桥与通俗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说：从郑板桥出处行藏来说，他不是小说家，也不是各类通俗文化的鼓吹者，而是一个奉儒守道的正统文人。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但研读他的文集，了解他的交游身世之后，却感到他与通俗文化，特别是通俗小说，有相当深的因缘。一、重视、喜读。将通俗小说与《史记》、韩愈文章等典范作品同列。在《自叙》中他说：“平生不治经学、爱读史书，以及诗文词集、传奇、说簿之类。”他并进一步谈“文章有大乘法”，“诸葛武乡侯”之文、曹操之诗就属大乘法;又说：“韩信登坛之时，孔明隆中之语，则又切之切者也。”在《家书》中又说“先帝入蜀，以诸葛为之相，以关张为之将;忠义传千古，道德继贤圣，岂非尧之留余不尽，而后有此发泄也哉”。作为一个正统文人，能如此明白将“说簿”等列入“喜读”之书，并颂扬“说簿”中之作品，视为文章之最高典范“大乘”法，并指出其渊源来自古代贤圣遗韵“尧之留余不尽”，可见他从感性到理性对此类作品的重视。 至于他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告诫弟弟的：“更有小说家言，各种传奇恶曲，及打油诗词，亦复寓目不忘，如破烂厨柜，臭油坏酱，悉贮其中，其龌龊亦耐不得。”王锡荣先生在《名家讲解郑板桥诗文》注释中说：“小说家言，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传闻故事之类，为后世小说之祖;传奇恶曲，指恶劣的戏曲作品;打油诗词，谓俚俗、诙谐的诗词，由唐人张打油《雪》诗得名。”可知这并非指经典小说。还有他所谓特意告诫儿子的话：“今年若能看完《史记》，明年更换他书，惟无益之小说与弹词，不宜寓目。观之非徒无益，并有害处也。”而查找《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话，引此论者不知源自何处?卞孝萱先生在《〈郑板桥家书〉四十六通辨伪考》(载《郑板桥丛考》)中指出：“1936年，上海的一个私营小书店——‘中央书店’，铅印了《郑板桥家书》，登载了六十二通书信(不都是家书)，其中十六通是抄袭的，四十六通是从未发表过的。”“这四十六通从未发表过的板桥书信，却是不折不扣的膺鼎。”“四十六通出于伪造，其余十六通是抄袭《与舍弟书十六通》。”读者诸君切勿上了伪书的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