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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该注意，《三国志·先主传》提到的刘元起、张世平、苏双诸人的身份、地位、见识、知名度、话语权等等实在是无法与桥玄、许邵等夸奖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舆论界精英相提并论的，何况他们评论刘备和曹操的分量也有明显差别。 《通鉴》在刘备出场之时不取人们的赞誉之词，应该是经过思考后的适当处理。因为，很明显，写上这种档次的评语赞扬对于刘备并不会添加多少光彩。对刘备的评价，《世说新语·识鉴》有一条，很有意思，但不大为人所重视，介绍给大家：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 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如果让他在中原，只能是个动乱因素，不会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倒是有机会割据一方的话，能够成点气候。以之与“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相比，刘备的气概就不如曹操了。所以，这一条材料很少有人注意，更少被人引用。  网络配图 在情感上多少有些倾向于刘备的《资治通鉴》等书自然不会随便转述了。讲到《资治通鉴》对于刘备的描写，还想再次提出《三国演义》的刘备出场来对照着谈一下。《三国志》是写得相当不错的正史，《资治通鉴》是出色的编年体史书，而《三国演义》虽然只是小说，却是中国最成功的历史书写。 《三国演义》刘备出场则是这样的：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重重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年十五岁，母使游学，尝师事郑玄、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小时候就把桑树当车盖的故事，是根据《三国志·先主传》改写的，两书目的相同，都是突出刘备的不同凡响。 师事卢植以外，小说特地加上儒学大师郑玄，大概也是为了渲染刘备的相当不同凡响吧。这等细节，当是文人所为。概括的介绍，倒是没有。真正对于刘备的刻画，还是从接下来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的。这是小说与前两部史书的最大不同。《三国志》比较平实。 因为作者对于刘备及其蜀汉政权怀有很深厚的感情，记事及史论比较客观;《资治通鉴》虽然纪年以曹魏为正统，但对于刘备方面则给予较好评价;《三国演义》则保留有较多的民间色彩和江湖气息。刘关张的结拜是江湖人的典范。刘备的故事则是经典的大哥故事。 古语有云：“男儿有泪不轻弹”，若是刘备没事哭一遭，恐怕部下早就觉得他不堪造就，全跑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