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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朱东润，杨树达非但不陌生，先前还颇有佳评。他在日记中曾提到：“阅《学原》第十期载朱东润《公羊说故》，颇好;惟于《论语》‘夷狄之有君’一章，未明其义，误解耳。”(同前，1948年6月10日)杨氏精研《春秋》，曾“以是经设教”，且在讲授过程中，“以《公羊传》义为主”(《春秋大义述·自序》)。可知对《公羊传》极有心得，加之他在日记中对时人经常恣意褒贬，毫无掩饰，足见“颇好”之评绝非浮泛之论。至于指摘朱氏“误解”，当指《公羊探故》中所说的“假如我们要从《公羊传》以窥《春秋》底微言大义，第一件引起我们注意的便是团结诸夏抵抗异族这一点。……这里更流露了那番对于异族深恶痛绝的精神”。而杨氏则认为：“《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  网络配图 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论语疏证》)两人或强调血统种族，或注重行为表现，的确存有分歧。不过关于《论语》此章所言本就见仁见智，况且朱氏还特别强调“《春秋》主张团结诸夏抵抗异族，这便很和近代的民族主义类似了”，无疑别有深意寄托其中。 杨树达在撰著《春秋大义述》时也曾感喟道：“晚遭大难，自恨书生，不能执戈卫国，乃编述圣文，诏示后进。故本编以《复雠》《攘夷》二篇为首，恶倭寇，明素志也。”(《春秋大义述·凡例》)揭橥过类似的意旨，对朱氏的良苦用心应该不难体会。 杨树达参与这次围绕屈原的论争，显然抱着相互切磋的初衷，因此并不做应景的表态或粗暴的批判，而是细致考辨《汉书》所载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的具体所指。他最后得出结论：“刘安的《离骚传》只是泛论大意的文字，其非训诂式的方式”，但后世“只知道有训诂式的传，不知道有西汉通论式的传”，于是误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 遂将刘安的“离骚传”附会成“离骚赋”。文中还提到：“照朱先生的话，《离骚》是由刘安作于汉武帝初年，如果朱先生不能来一个考证，断定贾谊的《吊屈原文》是伪造的话，那么，便是死了三十多年的贾谊，忽然还了魂起来读刘安做的文字。”看来仍希望朱氏能够提出新的佐证，否则很难令人信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