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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金贵银贱是长期趋势，正常年份金银比价约为15∶1(白银15盎司兑黄金1盎司，1金盎司约重31.1克)上下。金银比价的短期波动，会导致国际银价高低起伏，这对以白银作为实际流通货币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举例来说，当年的中国是债务国，1929年时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达1亿3千万两，若银价跌落30%，则政府财政负担相应增加30%。又如，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国际金价每两由可兑白银442两，到可兑白银622两，急涨了足足四成，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持有白银的华商经营进出口货物到期结汇时支出大增，贸易风险自然加重。 但1929~1932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世界银价总体低位运行，却意外地帮助中国躲过萧条，反而迎来一次“特殊的繁荣”。由于金贵银贱进一步加剧，在中国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与在发达国家作为商品的白银之间，形成明显的投机差价(即白银在中国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高于海外市场，更加值钱)。同时，受传统中国的外贸体制及管理水平所限，大多数进出口商品价格，并不能及时与国际银价跌幅“挂钩”。结果，大量白银受到利好吸引流入了中国。 以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为例，1929年上海中外银行库存白银约为26800万元，1933年约为50800万元，增加近九成。其中1931年至1932年底，上海各外资银行库存白银从8688万元增加到18505万元，足足多了9800万元以上。这笔多出来的存银，在当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933年度，中国海关关税总收入约33952万元；1934年度，国民政府国库总收入约122635万元。前后两相比较，便可知一二。  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与外贸进出口关系密切的在华外资银行，凭借自由输入和运出金银的特权，乘机输入巨额白银牟利；二是在华投资的外国资本盈利后不再汇出，留在中国扩大投资。 正因为有效货币需求扩大，银行信用扩张，利率水平下降，那几年国内许多行业不仅不萧条，还有利可图。可又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这一轮经济景气的根基，其实相当脆弱呢？ 地产、银钱 谁“绑架”谁？ 20世纪30年代初白银流入中国的情形，与21世纪头十年海外“热钱”大举来袭，多少有几分相似。而当年白银投机的首要目标，正是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特别是长期处于涨势的上海地产业。 民国成立后，华洋错杂而地位特殊的上海滩，楼市步入黄金时代。1934年有一篇题为《上海地产之观察》的文章中写道： “从别处刮了地皮而来的军阀官僚，开始其为海上寓公的时候，第一步就是买一些上海租界内的地产，自觉可以高枕无忧。内地的土豪劣绅，觉得本地的财产，似乎有些儿‘不稳妥’，也无疑的要想到投资于上海租界内的地产。再有一般专门投资兼投机的外国资本家，眼见世界各国都闹不景气，而上海租界内的地产，因为‘大家都望着租界上跑’，反而‘几乎没有跌价的可能’，于是也放弃了固有的经营地盘，到上海来大量的购买地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