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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35年新春前后，上海数家大钱庄接连倒闭引发连锁反应，以至于惊动杜月笙及江浙财团首脑们，心急火燎地找孔财神施以援手、挽救危局的最初因由。 此时此刻，他们的老朋友蒋委员长也没少操心。1935年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忧心忡忡地写道：“财政困难，社会经济日渐衰败，可虑之至。” 当日，孔祥熙部分应允杜月笙等人提出的请求，同意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承办工商企业的货物抵押放款，但称“地产押款，尚待研究”。十天后，蒋介石专就此事电告孔祥熙，批示道：“欲使金融回复流通，首须使地产免于呆滞。”可见他也清楚问题症结所在。 但白银外流引起的银根紧缩，固非中国独力可以阻止，疯狂的上海楼市投机造成的“地产—金融—实业”相互捆绑的连环套，也不是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可以轻松破解。 1935年3月初，正在一线坐镇指挥“剿共”的蒋介石，电召孔祥熙、宋子文到汉口就如何应对“白银风潮”进行密商。有关这次三巨头密商的细节，并无任何形式的记录文件留下来，当事人的日记或回忆录亦绝口不提。只是从其后种种迹象可以推知，他们已就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为中央、中国、交通三大行增注官股，改组非国民党嫡系的后两家银行，实行官方金融垄断达成了共识，也很可能涉及了放弃银本位、改革币制，以缓解经济困境，维护金融稳定的问题。  3月下旬，以遇事甚有主见、努力维护中国银行独立性著称的张公权，被迫辞去该行总经理一职，宋子文随后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据美籍财政顾问杨格回忆：“1935年夏天，国民党首脑聚会庐山，原则决定改革方针。从这时期到正式实施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杨格本人与财政部合作负责筹备其中一个改革方案，另一方案由宋子文亲信智囊、时任国防设计委员会(著名的资源委员会前身，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副秘书长的钱昌照牵头。 杨格方案最终获采纳，成为1935年11月4日正式实施的币制改革的主要依据，其要点是：今后废除银本位制，实行与英镑挂钩的汇兑本位制，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行(后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法币，与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实行纸币政策。 几乎贯穿1935年全年的这一轮大规模金融改革，头绪繁多，过程曲折，各方利益博弈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其核心精髓，在“汉口密谋、庐山决策”期间蒋介石的一封重要电文(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长)中，已说得很清楚：“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关键是中国、交通两行不听命令，而解决之道，就是要两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 到1935年年底，全国164家银行中，官股主导的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资本额占总资本额43%，而74家民营商业银行之资本总额，尚不及中央银行一家之数。同时，三大行年终存款额，也占了115家银行存款总额的60%以上。 换言之，利用“白银风潮”造成的市场剧烈动荡及工商金融界信心动摇，蒋、孔、宋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官方一举“转危为机”，“天下之财尽入吾彀中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