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耶弊耶 后人评说 客观地讲，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的金融大改革，对恢复市场信用，避免雪崩式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1935年12月，上海地产交易已明显回暖。当时有报道称：“一周以来，出口汇票较前复见稀少，而进口方面，于外汇之需要，亦复稍逊于前……地产交易则略有回苏气象。据报告已有数项产业成交，其价格较之一月以前所开者为高。按此点固不据为商业复兴之例。但地价上涨，终为人心安定之证。” 上海市面银根紧张的势头，似也稍有缓解。如1934年12月，上海钱业日拆息(同业之间拆借资金的日利率)平均为0.33%，最高达0.60%，水平高且波动幅度很大，可见银根甚为紧缺。自中国、交通两行改组完成到币制改革落实后，1935年4月~12月间，上海钱业日拆息维持在0.08%~0.20%之间的平稳水平上。 以白银大进大出为深层根源，以地产过度投机泡沫破裂为导火索的这场经济大动荡，基本上算是平稳软着陆了。  国民政府借“救市”之机，名正言顺地推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货币发行，强化金融统制垄断，对稳定中国政局，最大限度地调集资源应付即将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应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至于官方资本向工商金融界的持续强势渗透，不可避免地压制了中国民间资本的持续生存发展空间，长远来说利耶弊耶，那真的是见仁见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