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古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战争主要是围绕农耕生存的战争，几乎没经历过一场为自由贸易而进行的战争。郑氏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明：以海外贸易作为经济生存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军建设是社会生存不可缺失的成本投入，就如同内陆农耕社会里，强大的陆军是生存的必要投入一样。这对我们现在由传统农耕国家向现代海洋国家转型期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当然，今天的文明世界准则要求摒弃以往的“丛林原则”，海洋国家的军事力量目的不是为了不顾国际道义原则和伦理原则，用武力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及本国的正当商业贸易利益，这点郑成功当年建立的东亚贸易体系，以及为维护这种贸易体系的军事实践，仍然有着可供今天参考的价值。
    关 键 词：郑成功 海权实践 当代中国
    作者简介：倪乐雄，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

    一 东南海商、海盗的殖民开拓性质
    
    17世纪左右，欧洲社会正在孕育着近代文明世界的催生，以航海贸易和在世界各地经营殖民地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交流刚刚拉开帷幕，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先后在世界海洋上纵横捭阖进行冒险征服。当欧洲人在世界无序状态和丛林原则主宰下建构着现代世界体系的雏形时，那些顺势而为的国家都先后为自己进入现代国家捞到了“第一桶金”，从而确立未来几个世纪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当世界进入酝酿着新时代的转型期时，中国正值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期间，西方殖民主义伸入印度洋、太平洋的触角，也无意中把活跃于东南沿海的海商、海盗们卷进海上这场角逐。当时先后纵横于海上的海盗、海商集团有王直、林立、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郑芝龙、刘香等。他们的社会属性正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资本主义萌发期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他们被官方一直视若洪水猛兽。一旦我们跳出了中国历史循环内评估历史事件的传统、跳出传统政治统治观念的局限、抛弃与官方为敌非贼即匪的潜意识，而在世界的变化中、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评估历史事件的意义，我们会发现：明末清初的中国海商或海盗除了本土文化赋予他们的意义和身份外，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世界近代殖民主义的潮流，参与了近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形成的最初过程。
    期间最有殖民倾向的代表性人物为林道乾和林凤。林道乾的势力曾到达台湾、安南、吕宋、暹罗、柬埔寨等地区和国家。期间亦商亦盗，时而被招抚，时而复叛，他的海上奋斗最终以定居于今泰国北大年而告终。林凤是广东潮州饶平人，1574年11月底(万历二年)，林凤得知菲律宾的西班牙守军兵力单薄，率62艘战船，2 000名战士，2 000名水手，1 500名妇女、儿童，还有大量牲畜、农具、农作物种子，前往马尼拉攻打西班牙殖民者，因西班牙人武器先进和战术失误，以十倍于敌的兵力进攻仍被击败。林凤退居玳瑁港立国称王。1575年8月，在西班牙和当地土著联合进攻下，林凤退出菲律宾，逃至海上。在他突围前，明朝福建水师把总王望高率领的舰队也追踪至菲律宾，与西班牙人会合。但西班牙人怕中国以后染指菲律宾，婉言谢绝福建水师加入作战，声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林凤残余兵力，不必麻烦明朝水师了。林凤殖民菲律宾失败后，回到台湾附近海面，继续与官府周旋，最终无力复振，部下接受招抚，被解散归还原籍，本人却隐姓埋名，不知所终。
    林凤的马尼拉之战被后来的学者认为：“在这场激烈的浴血厮杀中，双方的参战者都没能意识到：他们正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激战，而这场看似小小的战斗，将决定谁是太平洋的真正主人。西班牙人如果战败，他们就将失去刚刚获得的战略据点菲律宾，进军中国的称霸世界的伟大梦想将成为泡影；而中国人如果胜利，则将获得一块肥沃的殖民地，在南洋深处建立起又一个龙的国度。”①
    从殖民主义角度看，林凤对马尼拉的远征，可谓与西方争夺东方殖民地而大动干戈的先锋型人物。表明个别中国人参与了全球近代化的过程。荷兰占据台湾是地地道道的殖民行为，郑氏集团用武力占据台湾之举，除了收复故土的爱国主义性质之外，也是符合当时盛行的海上殖民的行为方式，即用武力夺取海外新的土地，移殖人口、建立地方政权，建立东亚贸易秩序，并两次打算进取菲律宾，应该说也具有卷入了以殖民开拓为特征的世界近代化进程。
    二 郑氏集团与海权实践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后入伙东南海商李旦、颜思齐集团，李、颜死后，郑芝龙成为首领。当时远东形势是英国和荷兰先后在1600年和1602年成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开始殖民扩张。1622年，英荷双方组成联合舰队，远征东方，是年，荷兰占领了台湾。曾有学者指出：“十七世纪初，荷兰占领台湾，其重要目的有二，一是军事意义，即以台湾为据点，扼住葡、西两国的贸易路线，破坏敌方贸易；掩护本国船只，俾贸易可使安全。另一方面是经济的意义，即以台湾为根据地，俾能在国际贸易中活跃，其实台湾曾在荷兰的东方贸易中成为极重要的转嫁基地，获益甚巨，而荷兰在台湾贸易的盛衰，完全看大陆供应是否充裕，其与大陆的情势相表里。”②
    郑芝龙海上集团与明朝官方几经周旋后接受招安，他的身份在海盗、海商、官军三者之间变换，左右逢源，逐渐发展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军事商业势力，并和以台湾为据点的荷兰殖民势力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就其经济社会性质而论，属于两个海洋社会之间的冲突，而具有资本主义初期萌芽的性质，诚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麦克尼尔教授认为的“商业—军事复合体”。郑氏集团等明末清初的东南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可谓中国本土自发产生的“商业—军事复合体”。郑氏集团内连大陆、外接大洋，建立起庞大的商业贸易网络“五商十行”，分为山海两路。其中山路五商总部设在杭州，《明季北略》和《谈往》都记载郑芝龙“置苏、杭细软兴贩各国”。“五商十行”除了做贸易生意外，还兼有打探政治军事情报的间谍网的功能③。郑氏集团外贩内销，时时与荷兰人发生贸易冲突，以至兵戎相见。
    1633年，荷兰人为迫使郑氏集团断绝同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贸易、垄断海上贸易，对南澳、厦门等地进行一系列的骚扰袭击后，在料罗湾与郑芝龙指挥的舰队发生激战，一方是郑氏集团为主的庞大舰队150艘战船，一方是荷兰与海盗刘香组成的联合舰队59艘战船。明朝舰队以上百艘满载燃烧物的轻便小船抵近火攻，焚烧并击沉荷兰主力舰9艘中的4艘，俘虏1艘，刘香部全军覆没。
    这一战决定了郑氏商业军事集团在东亚海上的强势地位，将军事上的制海权和海上贸易的垄断权一举拿下。海上贸易之实惠，很长时间为郑氏集团所独占。时人记载：“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④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冲突说到底是为了争夺东亚海上贸易控制权。料罗湾海战反映了海洋文明之间竞争的规律——制海权决定商业贸易权。
    清军入关后，郑氏集团大部精力被牵制到大陆上明清之间战事上，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乘机抢劫郑氏集团的商船，1655年郑成功下令对台禁运，两年后荷兰人屈服。“六月，藩驾驻思明州。台湾红夷酋长揆一遣通事何廷斌至思明启藩，年愿纳贡，和港通商，并陈外国宝物。许之。因先年我洋船到彼，红夷每多留难，本藩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遂许通商。”⑤1655年的禁运以现代眼光来看，是郑氏海上集团使用“经济制裁”方式对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现在国际事务中经常使用的“经济制裁”性质是一样的。
    三 制海权的决定性作用
    
    (一)“延平条陈”中的海权意识
    从内陆农耕国家与海洋国家的战略思维看，郑成功的军事战略明显属于海洋性的，而非大陆性的。1646年(明隆武二年)，郑成功在“延平条陈”中提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⑥。以今天之眼光看，这是郑成功立国举兵之大战略。这种战略显然是海洋国家的战略思维方式，其核心是以海外贸易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支撑其军事力量⑦。
    南京之役失败后，郑成功感到大陆难以立足，其战略完全回归海洋，开始执行其“延平条陈”立足海洋与清廷抗衡的原来计划。所以不顾张煌言力劝其坚持陆上抗清的建议，转而夺取台湾，控制东南海上贸易，以海上贸易立足，支撑海权，以海权维护海上贸易、并抗衡清廷陆权。
    (二)郑成功北伐与海权战略之得失
    由于“抗清复明”的使命亦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郑成功的政治行为，所以，郑成功在大陆作了一次竭尽全力的努力，于1659年4月，再次发动北伐，深入内陆作战，但陆上作战非郑氏集团所长，在进军路线上，他依然考虑发挥自己水上作战之优势，选择沿海岸线转入长江，一路溯江而上。“入据长江，则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物矣”⑧，其战略计划比较合理。清军以往的对手皆为陆战之师，攻防进退、据险扼要皆出于陆战思维，不料遇到郑成功的海上军事力量，一时破绽百出，被郑军连下瓜州、镇江、进围南京。抵达南京城下时，郑成功将此次北伐军事战略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但郑氏军队仅擅长水面作战，而陆战则擅长依赖水上机动、出其不意的袭击疏于防守之地，却严重缺乏陆上正规作战的经验。而清军擅长陆上作战，南下之师都是陆上身经百战之将士，郑成功抵达南京后，本应和以往一样，利用水上机动已达成的突然性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乘南京防守空虚，立即登岸发起攻击。但因他中了对手缓兵之计，又拒绝部将甘辉的建议⑨，最终反其道而行之，以不谙陆战的水师，上岸与有着丰富陆上作战经验的清军在城下摆开堂堂之阵，以短击长⑩。清军解围部队集结后很快击破了郑成功的北伐大军。南京观音山之战突出地反映了海权与陆权优势与劣势转换的规律。
    1661年4月29日，郑成功率大军在台湾登陆，5月4日，赤嵌城荷兰守军投降。此次顺利登陆，战略上仍是利用海上集结与机动的便利，聚集起绝对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出现在极端弱势的荷兰人面前；二是战术运用得当，准确掌握台湾沿海的水文情况，选择平时水浅、大型战船不能通过的“鹿耳门水道”，趁其极短的大潮期，攻台大军出其不意通过后立即登陆，荷兰守军措手不及，以为兵从天降。郑成功台湾登陆之举为古代海军发挥制海权的优势，在战略和战术上相互配合成功的经典战例，比之289年后朝鲜战争中，美国将领麦克阿瑟利用极短的两小时涨潮，成功实施仁川登陆有异曲同工之妙(11)。
    (三)郑成功海权战略之优势
    郑氏集团生存所依赖之财源相当部分屯聚在海岛甚至海外，“成功起兵，以为居守护官。有心计，善理财，集资百余万。别以四十万寄日本国，以备不虞。(12)”生存无需依赖大陆，便在整个战略对抗上处于主动地位。由于大海辽阔、四通八达，交通方便，使得以舟船为集结和运载工具的郑氏军队能够忽聚忽散，迅速集结庞大兵力于海上，攻其陆上一点，让陆上步骑兵为主的清军顾此失彼、防不胜防。“是我之兵力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分。我既备多而力分，贼乃以十数万全力之势，如风雨骤至，乘间窥其一城。……我之援兵无阻(？)无船，辄若望洋。是以我兵跋涉崎岖于崇山峻岭旬日之间者，贼□挂船，旦夕可至。我之士马未获与贼决战，而先于疲于奔命矣。”(13)如同希波战争时，波斯海军由马拉松向雅典实施海上机动时，雅典陆军在陆上疲于奔命一样，这就是海权对陆权的优势所在，郑氏集团弱小的军事力量能在东南一隅与强大清军周旋二十多年，主要是掌握了制海权。
    纵观郑成功前后的军事战略行动，明显由两个部分组成，原想乘清军南下，立足未稳北上逐鹿中原，以企联络各方反清势力，恢复明朝正朔。所以有全力以赴北伐之举。南京城下溃败后，郑成功知道与清廷在大陆上抗衡已难以为继，为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向海上撤退，占领台湾是其生死存亡之关键。占据台湾军事上可远避大陆清军锋芒，处于“先为不可胜”的有利态势；经济上可开展海外贸易并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其地方政权日常开支和部队军饷所需有了可靠保障；政治上有了“抗清复明”伺机而动的安全基地。政治和经济的企图都是以制海权的绝对控制为前提的。所以若从动机和当时客观形势而言，郑成功收复台湾主要目的是摆脱军事危机和生存危机，以争取海权的优势来抵御清军以保障自身的安全(14)。而占据台湾的行动蕴含了后人突出强调的驱逐荷兰殖民主义势力、收复故土的爱国主义意义，以及民族英雄的历史意义。
    1683年7月8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清军水师从东山出发，次日到达澎湖，经过七天战斗，全歼郑氏水师，台湾郑氏集团投降，清廷将台湾收入版图。清廷攻取台湾的过程也表明，一旦郑氏集团失去了海权优势，安全就没了保障，这也可以佐证当初郑成功占据台湾的意图和实际效果。
    四 郑氏集团和东南海商发展的内外阻力
    
    (一)西方政府与海上集团
    西方世界的海上营生如海上贸易、海上走私、海盗劫掠有着悠久传统。“荷马史诗”的《奥德赛》篇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就是海盗式的人物，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公元十世纪的斯堪底那维亚半岛上海盗社会的家与国已经合二为一，海盗型国家的“维金人”屡屡南下，深入欧洲腹地，烧杀抢劫(15)。近代最先到达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持有葡政府颁发的“批文”，批文的经营范围是堂而皇之的“探险”，实际上经常干的是海上劫掠、杀人越货。葡萄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营海盗公司”。后来居上的西班牙、荷兰殖民者也继承了葡萄牙人的衣钵，先后横行海上。
    西方海盗往往能够得到本国政府的长期支持，如英国著名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是典型的例子。其特点是国家利益和海盗利益长期绑在一起。伊丽莎白女王利用和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机会，投入金钱和“斯沃勒号”船，加入德雷克的海上劫掠。1580年9月，当德雷克带“鹈鹕号”满载而归后回到朴茨茅斯港，向女王赠送了20吨的金银财宝。次年，伊丽莎白女王授予德雷克爵士勋位(16)。
    英国官方除了与海盗合作经商外，为解决财政开支困难，还发展出一种叫做“私掠者”制度，实际上就是给海盗发执照，使海盗行为合法化。这就大大地刺激了海上商业和劫掠事业。据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估计：“德雷克的三次大规模掠夺性远征奠定了英国海外投资的基础。”(17)私掠船制度后来在南北战争中被美国人充分利用，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对英国商船大肆抢劫。历史表明，近代以来凡是政府支持海上商业殖民行为的国家都能迅速在现代化转型中脱颖而出，先后成为世界主宰。
    (二)中国政府与海上集团
    反观中国明清时期，王直、郑芝龙等，不仅得不到政府支持，往往成为政府剿灭的对象。海上集团对大陆官府的对抗表面上是政治军事挑战，实质是根植于农耕生活方式、农耕生活秩序、儒家传统价值观与海上商业贸易生活方式、生活秩序、商业社会价值观之间的严重冲突，两者构成不可调和、相互否定的关系。必须一方向另一方妥协。海盗被招抚，或摇身一变而为官府的水师，巡缉海防，剿灭其他海盗；或金盆洗手从事其他农业社会的营生。这就意味着从事海盗生涯的人们重新回归农耕生活，也就放弃了海上贸易的生活方式。
    尽管中原王朝偶然也容许海上贸易势力的存在，往往是社会动荡、无力顾及所致，甚至明末清初、朝代更替的乱世里，隆武帝朱聿键还借助郑芝龙海上势力来维持自己的小王朝。一旦逐鹿中原的尘埃落定，强大的中原王朝便对海上贸易实行限制、打压甚至实行禁海政策。表明农业社会的属性决定了国家政府与海上势力不可能从根本上利益一致，而是绝对的冲突状态。
    大陆中原地区的改朝换代既给了郑氏集团一统海上、拓展中国海上商业军事力量的机遇，同时也牵扯了这个集团在海洋世界的进一步作为。从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看，西方海盗得到官方的支持、并带动自己国家走向海洋，而中国海盗不但得不到官方支持，反成了官方剿灭的对象，不仅没有带动国家走向海洋贸易启动现代化开端，而是导致中国官方固化闭关自守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东南海上势力在世界近代殖民地运动中，无意中扮演了中国“先锋”角色，但在本国政府和西方势力的“两面夹击”下，中国人的“近代殖民运动”成了漂离母体的“孤鬼游魂”，在近代东西海洋势力的交锋中彻底失败。从政治层面而论，满清王朝为巩固大陆既得的统治利益，与外部势力联手封死了17世纪中国走向世界近代化之路。由此而论，令人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18)看来这个论断对明末清初的情况也是适用的。
    由于内部统一战争的牵扯，我们失去了占领菲律宾开疆拓土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说第一次林凤殖民菲律宾的失败是力量过于单薄，那么对于郑氏集团来说，占据菲律宾至少有三次机会。
    1661年，郑成功占领台湾不久，闻知西班牙殖民者虐待菲律宾华人，遂生征伐之意。“初，罗马神甫李科罗布教厦门，成功延为幕客，军国大事时谘问焉。克台之翌年，召之来。春三月。命赴吕宋，劝入贡，而阴檄华侨起事，将以舟师援也。既至，吕宋总督礼之。华人闻者，勃勃欲动，盖久遭西人残暴，思歼灭之，以报夙怨。事泄，西班牙人戒严。五月初六日，以骑兵一百，步兵八千，分驻马尼拉。凡华人商工之地，皆毁城破寨，虑被踞，而华人已起矣。鏖战数日，终不敌，死者数万。多乘小舟入台，半溺死，成功抚之。而吕宋俶扰，又虑郑师之伐也，遣使随李科罗入台。诸将议讨之，未成而成功病革矣。”(19)父亲郑芝龙在京城被杀和儿子郑经与乳母陈氏私通激起内部事变，两件事情刺激下，郑成功抑郁愤忧而死。郑氏集团势在必行的第一次进取菲律宾的计划也随之泡汤。
    1672年，郑氏内部又开始议论攻取菲律宾之事，“二十六年春正月，统领颜望忠、杨祥清伐吕宋，以为外府。侍卫冯锡范以为不可，曰：‘吕宋既已入贡，修好往来，今若伐之，有三失焉：师出无名，远人携贰，一也；残扰地方，得之无用，二也；戍兵策应，鞭长莫及，三也。且自频年以来，岁幸丰稔，民乐其业，岂可复兴无益之兵。’议遂止。”(20)此番议论进取菲律宾，终因重臣冯锡范反对而止，同时也暴露了郑成功去世后郑氏集团锐气渐丧、缺乏远虑、贪图安逸、不愿进取。
    最后一次机会是1883年6月。当施琅取得澎湖海战胜利之际，郑氏集团亦在归顺和放弃台湾攻取菲律宾之间犹豫不决。曾有诸将建议夺取菲律宾，在海外重建基业，以避清军锋芒。“建威中镇黄良骥曰：‘今日澎湖失守，台湾势危，不如将大小战船暨洋船，配载眷口士兵，从此山边直下，取吕宋为基业。’提督中镇洪邦柱挺身向前曰：‘建威中镇所言取吕宋者，诚当！柱与良骥愿领为先锋’。塽犹豫未决。锡范曰：‘以全师取吕宋亦易事耳；但不知人民土地如何？’中书舍人郑得潇曰：‘议取吕宋以避锋锐，此策甚妙！有地图在此。’并陈可取事宜……”(21)但刘国轩认为取菲律宾在澎湖之战前可行，澎湖之败已使军心动摇，恐在远征途中发生兵变劫财，遂决定放弃攻取菲律宾之念，转而降清(22)。可以说1883年6月，郑氏集团面临的不仅是自身命运的选择，也是世界历史的交叉点上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
    历史的诡异在于：正是在台湾郑氏集团濒于灭亡之际，历史对我民族突然敞开了向海外殖民拓张的最后一次良机，而一个由澎湖战败引起的谣言，导致了郑氏集团放弃了对菲律宾的远征，转而向清廷投降，台湾回归了祖国，满足了我民族千百年来大一统的文化价值观，但也使得中国最大的、也是最有可能改变历史方向的海上势力回归古老的农耕社会，远离新世界诞生时脱胎换骨且激奋人心的海上竞争，中国人殖民扩张的大门从此关上，与新世纪的航船失之交臂。
    中国海商——军事集团在参与世界近代贸易、殖民竞争中，除外部竞争对手获得政府强有力支持外，还有一个技术上劣势，舰船设施和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落后。1570年(十八年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舰队在阿马达展开决战，西班牙舰队战败，英国夺得海上霸权)，西班牙人与中国人爆发首次海战，两条中国商船上的60人被俘，20人被杀，林凤1574年远征菲律宾攻打马尼拉时，以700人发起第二次攻击，冲入城内战斗整整一天，伤亡200人，西班牙方面仅死了一个警察、一个老头。西班牙驻菲律宾第三任总督法兰西斯科•顺德(Francisco de Sande)1576年6月7日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的奏书中，则特别介绍了林凤的装备，以及中国人制造的粗陋火器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导致林凤战败的根本原因(23)。
    1633年，郑芝龙与荷兰人在料罗湾决战中，战船吨位和火力均不如对手，只是依靠灵活的战术以数量众多满载燃烧物的小船抵近火攻取胜。“造成船只驾驶，比中国船加倍坚牢，且火器甚精。……龙(郑芝龙)即整师出敌，往来攻打。芝豹即带小船依计而行。果夹板船高炮远，小船撑快如飞，到即钉住发火，悉跳下水，或浮，或沉走回。芝彪又令快哨捞救，连烧夹板船五只，余败遁去。”(24)此战虽然获胜，却也暴露了武器装备制造上，中国已经落伍。
    中国东南海上集团本来具有科技、制造业、武器装备上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得不到官方支持甚至要从根本上加以剿灭，于是陡然增加了外部竞争势力的砝码，最后势单力孤的中国海上势力退出17世纪世界竞争舞台。
    五 对正在向海洋国家转型的当代中国的几点启示
    
    郑氏集团的覆灭，宣告了中国完全回归农耕社会，经过闭关自守157年多年后，中英鸦片战争国门重新被打开，经过一百多年的近代化、现代化转型的曲折经历，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重新回到海上，传统的农耕国家已经初步转型为现代海洋国家，这次不是明末清初地区性的社会转型，而是整个国家的社会转型。
    因此，郑氏集团所代表的海上商业—军事势力的海权实践对正在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经济方面，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积累财富，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只有经济上的对外开放才能带动技术交流、军事交流乃至文化交流。在外交方面，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汲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克服古老文明天然的缺陷，跟上世界文明发展的节拍，缩小与外部世界的差距。在军事方面，海外贸易经济导致国防性质的变化，将防御性军事力量从陆地带到了海上，而史无前例的中国海外贸易体系和“海上生命线”的出现及安全需要，导致了传统陆权向现代海权的军事转型，催生了强大的海军建设。
    郑氏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明：以海外贸易作为经济生存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军建设是社会生存不可缺失的成本投入，就如同内陆农耕社会里，强大的陆军是生存的必要投入一样。这对我们现在由传统农耕国家向现代海洋国家转型期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三十来，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国家海上生命线问题”，国内的产业结构很大部分已同国际接轨，进出口贸易对外依赖度增大，从事进出口加工业的就业人数在1.5亿到2亿之间，尤其我们的能源67%需经过马六甲海峡。建立一支适合于捍卫我们海外利益和海上生命线的强大海军，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西方文明的潜规则之一是“金钱走到哪儿，炮弹跟到哪儿。”以海上军事力量维护海外商业贸易利益是海洋国家的国防特征。原来以“防止帝国主义从海上侵略”为主旨的“近岸防御”、“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已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以保护中国的海外商业利益，与郑成功集团当年建立东亚强大水师其目的和功能是一致的。常规远洋海军的核心舰种是航空母舰，我们建造航母与郑氏集团在荷兰人“夹板船”刺激下建大型战舰“福船”十分类似。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当今的海权意识和海权实践刚刚回到郑成功时代，甚至某些方面还达不到他们那时的水准。海洋国家的特征或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经历过自由贸易的战争。自古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战争主要是围绕农耕土地的战争，为了农耕生存的战争，几乎没有一场为自由贸易的战争。当然，今天的文明世界准则要求摒弃以往的“丛林原则”，海洋国家的军事力量目的不是为了不顾国际道义原则和伦理原则，用武力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及本国的正当商业贸易利益，这点郑成功当年建立的东亚贸易体系，以及为维护这种贸易体系的军事实践，仍然有着可供今天参考的价值。
    注释：
    
    ①[澳]雪珥：《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6页。
    ②杨绪贤：《郑芝龙与荷兰之关系》，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3页。
    ③“近且其子弟营钻举人、生员、阴通犯禁百货，漏泄内地虚实，深为可恨。……内曾定老分得本银七千两，每与伪国姓作耳目，惯伺内地虚实——如王师入泉、固山出师，屡行密报下海”(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75种]，《郑氏史料三编卷一》、《明清史料己编》、第六本，台湾银行发行，1972年，第575—582页)。
    ④郁永河：《伪郑氏逸事》，申报馆丛书本。
    ⑤杨英：《先王实录》，陈碧笙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
    ⑥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页。
    ⑦郑氏海上集团在大陆上管辖区内虽然也依赖农业社会的田赋杂税，但其立足的根本在于“以商养军”，郑芝龙曾给隆武帝上疏称：“海寇猝至。今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偏征不可。”见(夏琳：《闽海纪要》卷之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页)。郑成功答复郑芝龙信函曰“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见杨英：《先王实录》，第63页)。
    ⑧夏琳：《闽海纪要》卷之一，第45页。
    ⑨“甘辉前曰：‘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废一番功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藩谕之曰：‘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虏齐集，必扑一战，邀而杀之……以故缓攻’”(见杨英：《先王实录》，第210页)。
    ⑩施琅对李光地评述郑成功北伐曰：“彼时打天下之大将尚有。兵家用所长，不用所短。海寇之陆战，其所短者。计所有不过万人，能以不习陆战之万人而敌精于陆战之数十万乎”(见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一)。
    (11)[日]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高培、斐山等译，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45页。
    (12)夏琳：《闽海纪要》卷之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13)《陈应泰揭贴》，顺治十六年一月二十日，档案。
    (14)有人认为郑成功占据台湾是为了建立和扩大抗清根据地，泛泛而论，这种说法自然不会错，但却不能回答为何不在陆上坚守和扩大抗清基地，而非要到海上来占据台湾？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为获得军事上的海权优势(见张宗洽、潘文贵：《论郑成功的抗清及其与复台的关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15)[英]格温•琼斯：《北欧海盗史》，刘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68页。
    (16)[加]提姆•特拉弗斯：《海盗史》，李晖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17)[澳]雪珥：《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第198页。
    (18)[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李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2页。
    (19)(20)连横：《台湾通史•卷十四•外交志•吕宋经略》。
    (21)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十，第346页。
    (22)“闰六月初四日，冯锡范与诸镇商议，欲往征吕宋，兵弁遂恃强横为，讹言四起：‘当大抢掠而去。’是以百姓惊惶，昼夜不安。国轩闻知，向范曰：‘欲攻吕宋，虽是良策，可行于澎湖未失之前。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苟辎重在船，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目，尊公之前车可鉴也’。范曰：‘如此奈何？应分兵死守？’轩曰：‘众志瓦解，守亦实难；不如举全地版图以降？量清朝宽恩，必允赦宥’”(见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十，第348页)。
    “三十七年夏六月，清军破澎湖。诸将以台湾势蹙，不可居，议全师取吕宋。建威中镇黄良骥主其议，中书舍人郑德潜力赞之，出吕宋地图，指示险要，曰：‘诸岛之中，惟吕宋待我国人最无礼。先王在日，每欲征之，以雪我中国人之恨。然因开创，至世藩业已兴师，乃接耿藩之变，遂移兵过厦，而事又止。吕宋之兵不过千有余人，所恃者城上之大炮而已。自西班牙窃据兹土，于兹已百四十余年，我漳泉人积骸其地者，何啻数十万。羁魂厉魄，痛恨何如！夫积怨者神人所共愤，而丛货者兴盛所取资也。吕宋富饶甲诸国，今之积于公班巴礼者数十万，是皆昔所诱惑愚昧死而括藏之物。天下安有久积而不散，虐侮而不复之理？又安知非天鐍其藏，以待兴王之探取耶？故以议取吕宋者为上策。’提督中镇洪邦柱愿为先锋，正总督刘国轩以为不可，冯锡范诘之，国轩曰：‘吕宋非不可取，顾当取之于无事之日。今清兵已迫，救亡不暇，尚何能劳师远袭？若事机一失，进退两难，则灭亡随之。’克塽犹豫，遂降清。南征之议，至今无有道者”(见连横《台湾通史•卷十四•外交志•吕宋经略》)。
    (23)汤锦台：《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文献中的中国海商与海盗》，未刊稿。
    (24)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二，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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