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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文字存在时算起，中国已经有了3000多年的不间断的文字史。这段漫长的历史留下了大量带有文字的古代遗物，从而形成了专门的古代铭刻研究。 追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前身中国金石学，就是以研究古代铭刻作为主要内容。但是，传统金石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即只注重文字考释，强调金石证史，而不能综合利用考古发现的全部文化信息。因此，将文字考证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相结合，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重要分支的古代铭刻研究便取代了金石学，并在近50年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主要述及的是甲骨文与金文以外的古代铭刻文字材料的研究情况。根据材质与形制特点，可以将这些文字材料归纳成：中国古代（主要是战国秦汉以来）的石刻砖铭、玺印货币、简牍帛书、文书写本等主要类别。 自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学步入了最辉煌的时期，在这50年间不绝于踵的重大考古发现中，有关古代铭刻文字材料的发现占有很大的比重。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80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甘肃居延与武威汉简（注：a.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3年。b.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c.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新疆吐鲁番文书（注：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b.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0～1991年。）、各地出土的历代墓志、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石刻（注：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荆门包山楚简（注：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乃至新近发现的湖南长沙三国木简等（注：胡平生、宋少华：《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光明日报》1997年1月4日。），都曾予以学术界冲击，引起了各有关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热潮。 50年来新出土的铭刻材料数量惊人，其研究成果也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很多铭刻材料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遍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字、法律、经济及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有关专门研究无法一一列举。在此只能就与考古学结合较紧密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的概括。 一、石刻砖铭 在以往的金石学研究中，石刻（包括砖瓦文字）占有较大的比重，在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中，又陆续发现大批重要的石刻。这些新材料大多具有明确的发掘记录，因此，它们不仅能以铭文反映历史，而且对确定有关遗址的时代及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它们带有较全面的考古信息，对改进石刻研究方法也产生了全新的作用。 综观近50年间出土的石刻材料，古代墓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有关统计，已经发表的墓志材料有近3000件之多。这些成果为有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考古文博界不仅对一些重要的人物墓志进行单独考释，探讨了与之有关的历史问题，而且开展了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例如结合早期墓志材料与有关铭刻对墓志起源过程的讨论；由北朝邺城附近出土的北朝墓志对当地大族墓葬情况的研究；对洛阳地区北魏元氏墓志的综合研究，对南京地区南朝墓志反映的当时墓葬制度、侨郡情况及有关士族人物的研究；由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墓志对高昌国史的研究；通过唐代墓志中的有关记载对西安、洛阳、幽州等主要城市建筑布局的研究，对唐代历史、文化、有关人物及对士族大姓状况的研究；对北京、辽宁等地出土的辽、金、元官员墓志的考证等（注：a.赵超：《墓志溯源》，《文史》第21辑，1984年；《唐代洛阳城坊补考》，《考古》1987年第9期。b.黄展岳：《早期墓志的一些问题》， 《文物》1995年第12期。c.李建丽、李振奇：《临城李氏墓志考》，《文物》1991年第8期。d.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科学出版社， 1958年。e.宫大中：《邙山北魏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f.新乡市博物馆：《北齐窦、娄、石、刘四墓志中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6期。g.罗宗真：《南京新出土梁代墓志评述》， 《文物》1981年第12期；《略论江苏地区出土六朝墓志》，《南京博物院集刊》第2期，1980年。h.王去非、 赵超：《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综考》，《考古》1990年第10期。i.吴震：《麹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文物》1981年第1期。j. 王素：《北凉沮渠蒙逊夫人彭氏族属初探》，《文物》1994年第10期。k.武伯纶：《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l. 陈久恒：《唐东都洛阳城坊里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m.杨希文、陈忠凯：《唐代墓志中所载的长安坊里》，《文博》1988年第5期。）。 近50年来，各地还出土了一些古代碑石。较重要的有汉代的张景碑（注：郑杰祥：《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年第11期。）、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注：邵茗生：《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释文》，《文物》1964年第11期。）、鲜于璜碑（注：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肥致碑（注：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9期。）、 熹平石经残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考古》1982年第4期。）、 王舍人碑（注：于书亭：《新出土的汉王舍人碑》，《中国文物报》1988年3月18日。）等， 魏晋时期的三体石经残石（注：刘安国：《西安市出土的“正始三体石经”残石》，《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 司马芳碑（注：段绍嘉：《司马芳残碑出土经过及初步研究》，《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 ），隋唐时期的智该禅师碑（注：秦珠：《长安发现唐智该法师碑》，《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东渭桥记残碑（注：董国柱：《陕西高陵县耿镇出土唐〈东渭桥记〉残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 期。）、回元观钟楼铭（注：马骥：《西安新出柳书“唐回元观钟楼铭”碑》，《文博》1987年第5期。）、 唐重修内侍省碑（注：保全：《唐重修内侍省碑出土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周护碑（注：昭陵博物馆、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永泰寺碑（注：宫崇涛：《嵩阳书院大唐碑》，《中国文物报》 1994年5月22日。）、渤海国贞惠公主墓碑、贞孝公主墓碑（注：王承礼：《唐代渤海〈贞惠公主墓志〉和〈贞孝公主墓志〉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以及法门寺塔基中出土的启迎岐阳真身志文、金银宝器衣物帐（注：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等，宋元以降的宋嘉祐石经残石（注：张子英：《河南开封陈留发现北宋二体石经一件》，《文物》1985年第1期。）、 西夏王陵残碑（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 期。）、泉州伊斯兰等宗教碑石（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这些材料在发表时均对有关历史、文字与考古发现情况作了专门研究。 对于散存深山中的古代摩崖题记，在考古调查中也有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有助于补充史载和进一步研究古代交通、宗教、经济等专题。例如在黑龙江嘎仙洞中发现的北魏祭天刻辞与《魏书》记载相符，可以证实鲜卑拓跋的原活动区域（注：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和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1期。）。 又如福建泉州九日山的祈风题记（注：吴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1962年第11期。）、四川安岳卧佛沟的摩崖刻经（注：a.曹丹：《安岳卧佛院卧佛刻经与题记》，《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b.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江西上犹的西晋摩崖题记（注：李坊洪：《上犹县发现西晋摩崖题刻》，《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4期。）、 西藏吉隆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等，都是具有较高价值的考古资料。 在有关宗教石刻的整理研究中，对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的清理是一项宏伟的工程。云居寺石经自隋唐时期刊刻，历时1000多年，中国佛教协会等将其发掘、整理，统计出全部刻石14620件（另有残刻经420件，非佛经的碑铭82件），共刻写了1100余种佛教经籍，并整理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等。除对佛教考古、佛教学术、佛经版本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之外，碑石上刻写的历代刻经人题名也有助于研究北京史。此外，在各地发掘古代城市建筑遗址与陵墓时，还出土了一批相关的石刻。例如在西安汉代礼制建筑遗址中出土有工匠题记的石础（注：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在河南芒砀山汉梁国王陵墓中出土大量有文字标记的黄肠石（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在西安唐代遗址中出土了刻有西明寺铭文的石碾子（注：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年第4期。）， 在陕西等地的塔基发掘中出土多件舍利塔铭与舍利函铭等。这些题记虽然简单，但对于确定有关遗址的性质、年代，乃至建筑方式等重大问题都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在北京丰台史思明墓、陕西临潼唐宪宗太子李宪墓、河南洛阳唐宫城遗址等处出土了当时的玉册（注：a.鲁琪、葛英会：《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巡礼》，《文物》1978年第4期。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临潼县文物园林局：《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三秦出版社，1993年。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唐洛阳宫城出土哀帝玉册》，《考古》1990年第2期。），对于了解唐代的册命制度、 哀册制度颇有俾益。 历代砖、瓦、陶文材料的发现也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有陕西临潼赵背户村出土的秦代刑徒墓瓦文（注：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咸阳、 临潼等地出土的秦代陶器铭文（注：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5年。），河南偃师等地发现的汉代刑徒砖铭（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 《考古 》1972年第4期。），江苏南京等地出土的六朝砖墓志、 墓砖铭（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出土六朝墓志》，文物出版社，1980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与唐代砖墓志（注：穆舜英、王炳华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河南洛阳含嘉仓城出土的铭文仓砖（注：沧清：《含嘉仓铭砖初探》，《考古》1982年第3期。）等。围绕这些材料，学术界就秦汉的刑徒状况、 有关法律与服役情况、墓志的起源、六朝时期的士族情况与侨郡分布、唐代的粮库制度与粮食储备运输情况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大量成果。 二、玺印货币 在考古学研究中，往往将历代的玺印和货币文字材料划分为两个部分。秦代以前的玺印，一般称之为古玺。战国时期的货币铭文也归入古文字研究中。 近50年来，出版了大批玺印图录及罗福颐《古玺印概论》、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释》等一些专门著作。讨论玺印、货币文字的论文达数百篇，其中在考释文字和考察古代官职、地理、度量衡制度等诸多专题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将古玺根据形制、字体及官名等特征划分国别、地域并加以综合考察，汇总大量材料对一系列字型加以考定，将货币上的地名与货币特征等予以全面排比并进行国别、地理以及商业等方面的考证等。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有关玺印、货币的知识，增大了可确识的古文字数量，对深入战国文字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注：a.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7～9期。b.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c.朱德熙：《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的“者”字》，《古文字研究》，第 1辑，中华书局，1979年。d.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 《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e.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篇）》，《文物研究》第二辑，黄山书社，1986年。f.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见《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g.曹锦炎：《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考古与文物》 198年第4期；《释》，《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h.何琳仪：《古玺杂识》，《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i. 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1987年。）。 汉代以下的玺印货币文字一般容易识读，不必进行专门的文字考证。近50年来，汉代以下的玺印货币文字材料出土较多，它们主要用于证明有关墓葬的年代及墓主身份，判定有关遗址的年代与性质等，同时涉及到对有关时期的地理、官制、军事、人物等专题的考证。较重要的发现与研究有河北石家庄西汉“长耳”墓中印玺的出土与对“长耳”身份的讨论，湖南长沙附近出土的一批汉印与有关官职、地理的讨论，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玺印的考证，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中出土大量官印、封泥的研究，西安出土大量封泥的考证，对于金、西夏、元等时代的官印的研究（注：a.孙贯文、赵超：《由出土印章看两处墓葬的墓主等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b. 周世荣：《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问题研究》，《考古》1978年第4期。c.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d.《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年11月26日。e.王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文物》1998年第8期。f.周晓陆等：《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 《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等。 对于一些零散出土的收集品，如东汉广陵玉玺、汉皇后之玺、北周皇太后印以及大量汉代、魏晋与宋元时期的军将印鉴，也就其史料价值进行了有关考证。 至于汉代以降的历代货币材料，在考古学研究中主要是作为有关墓葬、遗址的断代工具，着重于分析其形制特征与字体特征。如以汉代五铢的不同时期特点总结出的分期规律，在判断两汉墓葬的年代上起了重要作用。宋代以下各年号铸币更是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在这些材料上如何深入开掘，获取更多的研究信息，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近50年来，在中原及边疆地区出土了部分外国古钱币，如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等，对它们的铭文也及时进行了释读与考证，有助于中西交通的研究。 三、简牍帛书 在本世纪初，西北居延等地汉代简牍的发现曾被誉为是改变学术界的四大发现之一。但是在近50年间，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简牍已经有近70批，总数约近20万片，远远超过了居延汉简的内含，其中多次发现具有震惊国际学术界效应的重要内容。简牍帛书的考古发现应该是近50年间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 在这些发现中，影响最大的有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注：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55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注：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江陵望山楚墓（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江陵王家台秦墓（注：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湖南慈利楚墓（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湖北荆门郭店楚墓（注：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 1997年第7期。）、荆门包山楚墓（注：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云梦龙岗秦墓（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梦龙岗六号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辑刊》第8辑，1994年。）、 天水放马滩秦墓（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注：四川省博物馆等：《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等处出土的大量战国、秦代简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注：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 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注：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内蒙居延汉代遗址、甘肃敦煌汉代遗址、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武威旱滩坡汉墓、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 河北定县八角廓汉墓（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8期。）、 江苏仪征胥浦汉墓（注：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等处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以及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安徽马鞍山吴墓、新疆古楼兰、尼雅遗址等处发现的三国晋代简牍（注：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b.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0～1991年。）等。这些简牍材料，大部分已经过艰苦的整理工作予以考释发表，部分尚在整理中。就已发表的材料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讨论，刊布了大量专著与论文。除有关图录、报告、释文外，还有大量高水平的研究专著，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 根据出土简牍的内容及其用途，大致可以将它们划分为遣策、官府档案、法律文书、日书、地图、各种经籍抄本以及各刺等日用品。有关研究涉及到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宗教、法律、军事、古籍校勘等众多学科，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研究热情，在古文字学、法学、古籍校勘与古代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并在不断深化。 就与考古学结合较紧密的方面而言，主要收获有两点：一是对古代简牍制度的综合研究，全面总结了古代简牍的制作、书写、编连、使用等方法，揭示了古代法令中对简牍使用制度的规定，如对诏书、法律文书、经籍等用简尺寸的不同规定。这些研究，加深了对古代简牍制度的认识，有助于区分与判定出土简牍的时代与内容。其二是在结合发掘情况对简牍内容进行综合考释时，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这一点在居延等地的边塞遗址出土简牍研究中尤为重要。如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等论文所做的工作。此外，在有关发掘报告中，还就墓葬中的出土随葬品与遣策内容进行了对照、考释和研究。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照上，还有待于深入考查，与丧葬制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 四、文书写本 新疆吐鲁番地区文书写本的发现始于本世纪初，多为外国“探险队”盗掘所得。自从50年代以来，新疆文博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哈拉和卓、阿斯塔那等地进行了数十次考古发掘，清理了大批从西晋至高昌国及唐代高昌郡时期的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被制作成纸棺、纸衣、纸鞋袜及陪葬俑的古代文书写本。至1975年的统计表明， 在近300座墓葬中，共出土了晋泰始九年（公元273 年）至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间的文书2700余件。1975年以后， 在配合地方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又陆续在阿斯塔那、交河故城、吐峪沟千佛洞、柏孜克里千佛洞等地发现了一些古代文书（注：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这些文书出土后，经过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专业人员精心揭剥处理，整理人员长期释读、联缀和编排，已将1975年以前出土的文书编成《吐鲁番出土文书》专著出版。1975年以后出土的一批文书，也编辑成《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一书出版。同时，以往流散到国外的吐鲁番文书也逐渐得到整理和介绍，一些汉文文书也在国内得到出版介绍，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等。 有关的研究工作中，首先是对出土文书予以分期断代，并释读文书内容，确定文书名称。整理工作中以有明确墓志纪年的墓葬作为标尺，参照保存有纪年的出土文书，从书体、常用文体、常用俗字别字、文书内容等方面加以综合比较，建立了一定的断代分期标准，从而将大多数文书准确地判断出书写时期，并尽力对残缺文书予以拼合，这为正确使用这批宝贵材料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史学界对高昌国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对高昌国纪年、政府行政体制、官职设置、高昌国的行政制度与中原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新的认识，并写出了新的高昌国史。 对吐鲁番文书中的经济材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研究土地租佃关系、商务贸易情况、官府的经济管理活动、唐代均田制度的变迁、奴婢买卖等，关于均田制等有关土地制度的研究尤为热烈。 此外，有关吐鲁番文书中涉及历法、佛典、民族状况、经典文学著作等内容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随着研究中亚各民族语言的学术力量成长壮大，还开展了对吐鲁番文书以及新疆其他地区出土文书中的非汉文文书（包括吐蕃文书、粟特文书、佉卢文书、吐火罗文书、回鹘文书等）的研究工作。除翻译介绍有关资料以外，就其中涉及的西州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经济贸易等专题也有所探讨。 本世纪初震惊世界的敦煌文书的发现，造就了被称作敦煌学的国际性学科研究。1949年以来，尤其是近20年以来，敦煌文书的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流散至海外的敦煌文书已经或者正在被编出完善的目录，并出版图录与录文，为研究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利用敦煌文书的研究主要有：对河西历史的整理归纳，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对唐代法律文献的研究，对敦煌与莫高窟历史的研究，对地理资料的整理考证，对天文历法以及文字音韵、文学、佛道教等方面文献的研究等。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世纪初，俄人科兹洛夫的探险队与斯坦因等曾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黑城地区盗掘走大量文书和文物，以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黄文弼又曾在此发掘到一批文书。近50年内，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在此多次采集、发掘古代文书。其中仅1983、1984年发掘所得文书就有近3000件。其中除大量汉文文书外，还有部分西夏文、畏兀尔体蒙古文、八思巴文、藏文、亦思替非文字与古阿拉伯文等文字写成的文书（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 黑城，是西夏国黑水城与元代亦集乃路的遗址。这里出土的文书以元代时期的遗物为主。学者们对这批汉文文书内容中反映出来的元代亦集乃路建制与居民情况，农牧业、商业、财政经济、站赤情况，社会状况，儒学文化情况与宗教信仰等专题分别进行了考证，并就元代的诏敕律令、票引契券材料作了深入分析。这些文书中还包含一些北元时期的史料，对此也进行了介绍与考证。 由于这次科学发掘对文书出土的情况记录全面，有利于了解文书原来的放置情况及顺序，如在架阁库遗址中出土的文书档案就可以集中反映出元代文书档案制度的原始状况。此外，通过出土公文类文书可以了解元代公文的固定格式与公文往来制度，通过民间文书可以考察元代的社会经济、民俗、文化等，而一些早期印刷品（如《大方广佛花严经》、《孝经》、《尚书》、《孟子》等）尤其值得珍视。科兹洛夫、斯坦因等人盗走的黑城文书现也陆续有所介绍与研究。 作者简介：赵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