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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中国遭遇的帝国主义殖民危机促使知识者和知识生产发生了一系列反应与变革。科举制度覆没，意味着以其为中心的传统知识生产体系已经丧失了组织和整合既有知识，进而介入社会历史进程的合法性；作为传统精英文化主要载体的“古籍”在中学衰微、西学崛起的情境中，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尴尬；翻译的异军突起，带来了新的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同时又带来宗主国文化单向度输入的问题。在此格局中，印刷出版充分发挥了作为知识生产中枢的功能，有力地推动了知识、文化与社会之间回应性关系的重建。 关 键 词：晚清中国 殖民危机 知识生产 媒介 作者简介：董丽敏(1971-)，女，江苏无锡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性别、媒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周敏，上海大学文学院。 对于晚清的国人来说，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帝国主义殖民危机，无疑是一个猝不及防却又挥之不去的噩梦。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及其背后的西方现代文明的长驱直入，与此同时，伴随着怀疑、反思甚至痛苦的自我否定，苦心经营了五千年的“天朝大国”开始逐渐倾颓瓦解，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强者”形象则日益深入人心。在此消彼长的格局中，酿成了晚清中国社会各界不得不面对“亡国灭种”的社会—文化危机现实，而这一危机现实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清晰也尤其迫切地呈现在国人面前。 康有为这样描述道： 我中国孱弱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积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知考古而不知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1]35 列强虎视眈眈之际，社会各阶层普遍表现出无力应对这“数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茫然、惶惑和无措，如何认识、回应并拯救岌岌可危的时局，也就成为摆在晚清时人面前一道必须要回答的历史难题。 置身于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晚清的知识生产首当其冲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如何通过自我反省来重新建立自己在大变局中的位置，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调整以阐释这危机的来龙去脉，如何恢复自身的能量以介入时代变革、推动社会转型……凡此种种，成为这一时期被身不由己地裹挟进“被动现代性”进程的晚清知识生产不得不担负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