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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技术的革新释放出了巨大的文化生产能量，与当时浓重的社会—文化危机相互激荡，催生出新的媒介形式和文化机构，如报纸、期刊、出版机构等。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在南洋创办了最早的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意欲“阐发基督教义”，由此进行了中文报纸的最初探索。在传教士办报的推动下，1857年，黄胜、伍廷芳等人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报纸《中外新报》，该报更强调新闻性与商业性，在宗旨和形态上都与传教士所办报纸有着明显的差异。[28]自兹开始，中国人开始了自办报纸的探索，但在初期发展缓慢。据统计，从1874年到1895年的二十余年间，总共创办了10种报纸，其中上海5种，香港2种，广州2种，汉口1种，基本集中在通商口岸。[29]270而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危机的加剧，维新自强意识渐入人心，第一波国人自办报刊热潮应时而生，1895年新诞生7家报纸，其中中国人自办3家；1896年为新诞生11家报纸，其中中国人自办7家；1897年新诞生49家报纸，其中中国人自办45家；1898年新诞生47家报纸，其中中国人自办39家。[29]272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的发展情形与此相类似。早在1815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澳门创办了印刷所，印制了由传教士马礼逊编写的《中国语文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又译作《华英字典》或《华英辞典》)。由此自外而内，自沿海而内地，各国传教士陆续在中国创办印刷出版机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在中国各地开办了35家基督教背景的出版机构。[16]75-129在此过程中，中国本土的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也出现了。1862年，官办的京师同文馆率先成立，在学院体制之下设有译书和出版印刷机构，曾编译和出版了法律、天文、物理、数学、化学等图书35种，[16]272自此开启了官办书院出版的潮流，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纷纷效仿。与此同时，官办书局也开始出现，1860-1890年间，金陵书局、聚珍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湖北书局、广雅书局、山东书局等20余家官办书局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16]265-362民营出版机构的出现要稍晚于官办书局，1871年，黄胜、王韬在香港成立的“中华印务总局”，被认为是中国首家民办出版社。随后，弢园书局、同文书局、鸿文书局、鸿宝斋石印局、扫叶山房、拜石山房、千顷堂书局等晚清著名的民营书局也纷纷在中国内地(主要是上海)出现。[16]363-380 如何来理解由晚清印刷技术革新及其所促动的报纸、出版机构等新式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媒介在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性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组织社会的重要中介：“印刷或电子媒介明显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的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30]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视印刷为欧美资本主义扩张在知识—媒介领域的一种权力征用行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通过高度统一化和均质化的印刷语言，“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因而他断言：“在积极的意义上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31]对晚清中国而言，处在后发现代性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媒介技术革新在社会语境和历史条件方面，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不尽相同，但其产生的效应，显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颇有相似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